資料圖小學。圖源視覺中國
摘要：近幾年，帶孩子去泰國上學，成了一些想擺脫高考的中產家庭的選擇小學。他們被自媒體描述的高價效比素質教育所吸引，想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但真正置身其中，這些家長髮現，適應不了泰國鬆弛教育環境的反而是自己——他們仍要和“雞娃”的慣性作鬥爭小學。隨著班級裡的中國孩子越來越多，連外教都快學會中文了，孩子的英語卻沒有進步。放學沒作業，考試沒排名，他們開始懷疑，快樂教育能給孩子一個好未來嗎？
脫離標準軌道後小學，中產家長始終沒有落定的感覺，討論的話題終於變成——要不要帶孩子離開泰國？
文| 呂煦宬
編輯| 王之言
鬆弛感
陳玲羨慕女兒，在曼谷的國際學校提前過上了大學生活小學。每天下午2點40，學校的課程就結束了。學生能選課後活動，手工、烹飪、游泳，幾十種。運動館有好幾個，實驗室也都正常使用，而不是擺設。當初訪校，陳玲正是被這些硬體設施吸引。女兒喜歡打羽毛球，加入了校隊，每個賽季到其他學校比賽。
2024年1月，陳玲帶著10歲半的女兒來泰國上學小學。女兒很快喜歡上這裡的氛圍。課堂是自由的。她每天都能換座位，想坐哪兒坐哪兒。上課中途，想上廁所了，舉手示意老師就能去。
以前在國內一線城市的公立學校，管得嚴，課間不讓孩子跑動，甚至不讓出教室，生怕孩子有磕碰小學。陳玲覺得這違背孩子的天性。泰國國際學校的要求正好相反，孩子下課必須到室外接觸陽光，和同學社交。
老師基本來自歐美，能量很足，接納孩子的一切小學。有次女兒在數學課上和兩個好朋友鬧了矛盾，掉眼淚被老師注意到了。老師先把女兒帶出教室，問清情況，又把三個人叫到一起，讓他們把話說開，並交代他們下週去找心理老師。情緒被看見了，女兒很喜歡這裡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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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女兒來泰國上小學在陳玲的計劃外小學。她原本希望孩子在國內接受義務教育，打好底，大學再去海外。但疫情期間，反覆封控在家，加速了陳玲想帶孩子出走的計劃。跟中介瞭解一番，來泰國讀國際學校的學費適中，一年16萬，幾乎是國內一線城市的一半。
中介給陳玲展示的訪校影片裡，學生們在操場上跑跳，說話時充滿自信，是陳玲想要的鬆弛感小學。籤協議、申學校，半年時間，留學的事敲定下來。陳玲在銀行工作，丈夫也在金融行業，他的收入更高。沒有太糾結，陳玲辭掉了工作，成了陪讀媽媽。
一所泰國國際學校宣傳圖小學。圖源網路
在國內一線城市上了一段時間初一，王秋嵋也陪兒子來到了泰國小學。她認為兒子的學習能力一般，從三年級起每天寫作業到晚上9點後，成績中游。等到初中，她在兒子臉上看不到笑臉了，“眼裡沒光”，還厭學。
她讓兒子不懂就去問老師小學。兒子說，老師區別對待——成績不好的學生去問問題，先挨一頓批評，好學生才能收到好臉色。王秋嵋聽說，班上有兩個孩子都抑鬱了。後來疫情上網課，兒子全天盯螢幕，寫作業到凌晨一點。擔心兒子身體遭不住，王秋嵋也開始找出路。她瞭解過國內的國際學校，作業也寫到凌晨，課餘還要卷高爾夫、馬術。
鄰居家有個孩子，有ADHD（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在國內讀書時，孩子總貧血、頻繁眨眼，醫生建議換個環境小學。鄰居就帶孩子到泰國上學。大海、陽光成了良藥，王秋嵋聽說，那些症狀都沒了。王秋嵋對泰國印象很好，去旅遊過6次。想讓孩子開心一點，她帶兒子來到了清邁。
等兒子上到八年級，王秋嵋才對泰國教育的慢節奏有實感小學。一天，兒子跟她說學校要組織去考KET（英語水平測試）。王秋嵋非常驚訝，“你能明白KET是什麼水準嗎？海淀小孩一年級就在考了。”她有點恍惚，出來一年，就考了個KET？
在陳玲女兒就讀的學校，學業壓力也幾乎沒有小學。女兒的書包都是空的，上課沒有教材，作業也都在學校做完了。教學內容在陳玲看來“簡單到難以理解”——四年級下學期的數學教的是加減法，到六年級，學制相當於國內初一，才教到分數加減法。
剛入學時，女兒被安排進了ELD班級（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適合英語能力尚不熟練的孩子）小學。在家裡，女兒不說英語，到外面，也不怎麼愛開口。陳玲擔心，正常班級的孩子都在學知識了，女兒還卡在英語上。老師寬慰她，這麼大的孩子，英語得三到五年才能達到母語水平，彆著急。
成績單沒有分數，只有等級，女兒基本上都是一二檔小學。除了成績，各科老師會給孩子在“參與度、責任心、尊重、反思”四項表現上評級。多元的評價下，陳玲更迷茫了。她想知道孩子的排名，在全年級處在什麼位置。
一對一的家校溝通上，陳玲把困惑拋給老師小學。但老師似乎對排名沒概念，告訴陳玲，女兒哪裡表現得非常好，哪裡有不足。老師還說，女兒很刻苦，總是抓住機會學英語，聽、說基本沒障礙。陳玲不敢相信，老師是不是對每個家長都這麼誇？
一種逃離
在曼谷郊區，陳玲租了一棟小別墅，兩層樓，帶個院子，房租摺合人民幣五六千，離女兒學校很近小學。這附近沒有高樓，視野好，院子裡種滿綠植。生活貼近自然，在家裡總看到壁虎、蜥蜴。女兒去上學後，時間就是陳玲自己的了。她去健身，到附近的圖書館看書，還學起了泰語，想跟當地人交流。在路上看到廣告牌，她都拼一拼，搜一搜是什麼意思。
最初，一切都是新鮮的小學。泰國人做事慢悠悠的。路上很少有車鳴笛，打了轉向燈，後面的車都會減速禮讓。在超市裡，兩輛購物車交會，人們的第一反應也是謙讓，彼此點頭或鞠躬感謝。假期回國開車，陳玲開慢了被催促，她有些不習慣。
資料圖小學。圖源視覺中國
很長一段時間，泰國給人的印象跟度假綁在一起，少有人聯想到教育小學。實際上，這裡的國際教育歷史悠久。1998年，英國哈羅公學在曼谷建立了第一所分校。隨後，諸多英、美名校紛紛在泰設立國際學校。
2014年，馮鳴鑫一家來到泰國時，當地的中國學生還很少小學。2016年開始，陸續有身邊的人跟他打聽起泰國的國際學校，馮鳴鑫索性做起留學諮詢。詢問的人數一路走高，持續到2019年。這股趨勢被疫情中斷，又在2021年底迎來小高峰。
據Statista和Fulcrum資料，中國在泰學生總數從2016年約6200人激增至2024年約28000人小學。其中，59%的增長髮生在2020年至2023年之間。新增的中國生源中，3-15歲的兒童佔比顯著提升。
湧入的家庭成了商機小學。泰國當地的國際學校數量伴隨著這股潮流一路走高。據財新不完全統計，清邁的國際學校或雙語學校數量超過30所。不少國際學校都在中國的社交平臺上註冊了賬號。
在一所以中文為特色、採用美式課程的學校，中國學生甚至可以學習“人教版”語文課小學。有家長反映，一些國際學校雖然對學生國籍比例有要求，但由於招生人數不足，還是會出現二十名左右的學生裡，有一半及以上都是中國孩子的情況。
在馮鳴鑫看來，中國學生數量激增，自媒體的宣傳是不能忽視的因素小學。《稜鏡》曾報道，2019年專注於泰國留學業務的中介不多，多數是房產中介把國際學校當作賣點。馮鳴鑫說，2020年前後，短影片平臺上陸續出現“泰國陪讀”賬號，從分享個人經歷到後續提供留學諮詢服務。其中影響力最突出的，是一對從世界500強公司離職來清邁陪讀的夫妻，有10萬粉絲。
在這對夫妻的講述裡，在清邁留學能以國內一半的學費，和對標三線城市的生活成本換取國際化教育，拉昇孩子成長的“地板線”，而不侷限在國內的“天花板”小學。
他們的兒子曾在深圳最好的公立小學讀書小學。成績很好，數學、英語經常拿滿分，但語文但凡有點失誤，就成了班級倒數。“長期在這條路上卷下去，不見得會很好。”這位丈夫說，即便父母心態平和，在這樣的環境裡也會不自覺受到影響。
在國內的公立教育系統裡，孩子在求學中面臨的問題是可預見的小學。在家長眼裡，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導致不可挽回的結果。北京媽媽王蘭是在兒子初中上網課後開始焦慮的。當時孩子一下子從班級前五滑下來，數學直接不及格。一連串的災難化思維冒了出來——上不到一個好高中，就不能上一個好大學，更別提好工作了。
河北人蘇梓迪自稱對高考有PTSD，不願讓孩子重走一遍小學。2013年，孩子出生後，她嘗試考一線城市公務員，想讓孩子拿到戶口，“讓他將來在高考的競爭賽道里面能有一點優勢”。但嘗試了兩年，都失敗了。等孩子上了幼兒園，蘇梓迪辭職，把他帶來清邁生活。
快到兒子幼升小的年紀，蘇梓迪和丈夫盤算起要不要送孩子回國小學。一次丈夫提起，曾在國內游泳館的更衣室裡聽到兩個小學生聊起競選大隊長。其中一個孩子說，自己肯定沒希望了，因為競爭對手的親戚是個領導。
兒子還在國內上幼兒園時，蘇梓迪看到很多家長都給老師送禮小學。“師生比太高了，資源太緊俏了，大家都這樣的話，我不送會怕我孩子失去什麼”。她親手做了月餅，網購包裝盒，往裡塞購物卡送給老師。
她跟丈夫說，如果回國，自己一定會被捲入這個環境裡，“順著遊戲規則做事情”小學。夫妻倆最後決定留在泰國，丈夫也辭掉央企的工作，到泰國團聚。
很多中產家長不想捲入應試教育的競爭，怕被父母這個角色綁架小學。一位成都媽媽在兒子升小學的節骨眼上決定離開。當時很多人都在說上小學後，家長也要高度參與其中，輔導作業、參與家委會、做手抄報。這位母親看到了將來的生活——“我好像會被未來孩子的教育所綁架，而我的孩子又會被這種體制所綁架”。
一所泰國國際學校的校園活動小學。圖源網路
除了描繪一種全新的教育選擇，自媒體也給清邁的陪讀生活賦予了一層田園濾鏡小學。能用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到舒適的生活，是很多博主都會提到的附加值——生活費相當於國內三四線城市的水平，花五六千人民幣就能住上獨棟別墅。週末帶孩子到山裡近距離接觸大象，跟青草、大山、泥地走得更近，“是孩子不該缺失的童年”。市區裡，更是有上千家咖啡館，和體驗不完的興趣班。
北京媽媽王蘭就是被這樣的影片吸引小學。她坦言，自己也想體驗一下那樣鬆弛的生活，“大人也不卷，小孩也不卷，大家都很舒服的狀態”。
那對擁有10萬粉絲的夫妻在2022年接受採訪時稱，六七月份裡，至少有2000多個家長來諮詢清邁留學小學。也是在那年前後，“鬆弛感”“躺平”這類詞在網路走紅。
陪孩子到泰國讀書，對當時的陳玲來說，意味著一種看似更自由的可能小學。辭職前，她在銀行工作，生活兩點一線。每天面對數字、報表，還有寫不完的日報、月報，為的是應付領導的檢查。她形容自己像上班的機器。
當時，疫情還沒有結束小學。陳玲感到自己好像抑鬱了。有次休息日，她獨自待在家裡，感到一陣難受。趁午休，她把丈夫叫出來吃飯。走在路上看到天上的太陽，陳玲突然大哭起來，“如果接下來人生一直是這樣的話，還有什麼意思？”
脫離軌道後
和早期對留學有長期規劃的家庭不同小學，留學諮詢馮鳴鑫發現，疫情後湧入的這批家長帶著一股逃離原有環境的衝動，“他們沒有想過逃避這些問題以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把孩子放到一個寬鬆的環境裡，會面臨什麼新問題？王蘭沒有細想過小學。到泰國半年，原本就不算自律的兒子“完全放飛自我”了。學校上課要帶iPad，兒子放了學後不回家，蹲在學校的角落蹭網打遊戲。王蘭和丈夫每天輪流去校門口託老師進去找人。
和國內不同，泰國老師的流動性高，王蘭兒子的班主任一年一換小學。她想打聽兒子各科的學習情況，班主任不清楚，讓她去問任課老師。
王蘭給兒子“下最後通牒”，讓他把英語成績提高到B以上小學。她列了張學習時間表，填滿他的空餘時間。還買了視覺化鬧鐘，想讓兒子更有時間觀念。兒子沒堅持多久 ，又“死活都不幹”了。
王蘭把原因歸結到了氛圍上，“大家都處於一種躺平的狀態”小學。學校裡，學生染頭髮、談戀愛、抽菸，沒人管，兒子跟同學聊的都是遊戲。她接受不了鬆弛感的另一面，開始動搖了。
據馮鳴鑫介紹，最初被泰國留學價效比吸引來的家庭，大部分並不是高淨值人群，家庭年收入在50萬到70萬小學。這些家庭很看重付出和回報比，短期內看不到效果，就會緊張。
在馮鳴鑫看來，這些家長想抓住每一個階段的確定性，小學、初中、高中，在家長心裡，都有一個理想孩子的模樣小學。“他需要每個階段都能達到他的預期。但凡中間哪一個階段達不到，他就會開始焦慮，覺得後面會不會越來越差。”
陳玲也曾認為成長是有標準路徑的，“考個好初中，考個好高中，考個好大學，最後找個好工作”小學。她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受誰影響形成了這樣的觀念。
她形容自己閉著眼走完了這條路小學。她是80後，父母都是工人。陳玲是乖乖女，成績好，小學是全校第一名。父母和老師的期待壓在她的身上，讓她精神緊繃，不敢出錯。有次默寫單詞，陳玲忘了背，只對了一兩個。平時她幾乎都是滿分。默寫紙要給家長簽字，父親看了一眼，沒說話，把紙撕了，扔進垃圾桶。陳玲撿走碎片，粘起來，把單詞背了下來，還抄了很多遍。她想向父親證明，自己已經記住了，但父親還是不簽字。
陳玲沒叛逆過，也沒有真正挖掘過興趣小學。高中時，她對心理學感興趣，但周圍人都說這不好找工作，“一下子就被否定了”。順從財經熱，大學選了不感興趣的專業，又順利找到銀行的工作——儘管她不喜歡，卻是大家認可的“金飯碗”。
27歲那年，陳玲生了孩子小學。日子過得安穩，有老人幫接送孩子，陳玲六點下班後直接去公婆家吃晚飯。丈夫很早給一家老小買了保險，夫妻倆的養老也都規劃好了。
生活從未“脫軌”，直到來到泰國——她沒想過讓孩子出人頭地，只是想給女兒一個自由、快樂的童年，“不重複走我的老路”小學。
到泰國後，女兒沒多久就適應了，反而是陳玲，“松到不知所措”小學。看到女兒每天放學後不寫作業，橫在沙發上玩手機，陳玲的焦慮就會爆發。快到週末，女兒唸叨的也是去哪兒玩，心思不在學習上。她慢慢了解到，女兒的泰國同學家裡都有“產業”，“來這上學不是改變命運，只是來體驗的”。
擔心女兒在寬鬆的環境下“廢了”，陳玲不自覺地回到她最熟悉的路徑，透過“雞娃”建立新秩序，重拾掌控感小學。她給女兒報了數學網課，上課時，她想在旁邊監督，女兒不讓，要自己到屋子裡。課後留的作業，女兒也不願寫。
陳玲感到後悔了小學。留在國內一線城市，女兒成績中上，考個211問題不大，畢業後，自己和丈夫或許能透過人脈幫她找到一份工作。而在泰國接受的教育，國內的就業市場不一定認可，“就像在賭博一樣，（未來）她必須得靠她自己了”。
況且，到泰國兩年多，女兒的中文能力停留在了小學四年級水平，甚至還退步了，不明白什麼叫雙重否定句小學。那至少得識字吧。陳玲把國內小學語文課本帶到泰國，讓女兒每天讀一讀，但她沒堅持幾天就放棄了。
來泰國兩年多，女兒也比以前更敢於表達想法小學。有天晚上，陳玲催她早點去洗頭，等頭髮幹了就去睡覺。女兒在沙發上沒動，跟陳玲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干涉。”
陳玲心裡很難受，“我為你犧牲這麼多，託舉你來接受國際教育，最後你這麼跟我說話小學。”這些埋怨出現在腦子裡，陳玲意識到，自己骨子裡傳統的東西沒有變。她把話嚥了回去。
漂著
在泰國第一年，陳玲考慮過讓女兒回國小學。趁著假期，他們一家去一所國內的國際學校訪校。這裡能滿足陳玲對素質教育和嚴格管理的雙重期待。寄宿制，有嚴格的時間表，上晚自習課，宿舍也要按時熄燈。
陳玲和丈夫都很滿意，後來反覆問過女兒幾次，願不願意來這裡上學小學。一開始女兒不說話，後來才直說，“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喜歡”。那回原來的學校呢？女兒也不願，說回去很丟人。
第一年裡，女兒慢慢過了語言關，交到了泰國朋友，狀態越來越自如小學。有次在學校，陳玲看到女兒和老師在用英語交流。說的內容她基本沒聽懂，但女兒流利說英文的樣子讓她印象很深，“她的進步原來是挺大的，只是我們平時沒有看到”。
資料圖小學。圖源視覺中國
陳玲卻始終找不到座標，感覺自己像個“精神流浪者”小學。她在泰國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和其他中國家長的交往停留在寒暄。她的泰語學得慢，得經常求助翻譯軟體。她還想念母親做的飯菜、家裡的老友。
身份也陷在了“一個陪讀媽媽和一個外國人”裡小學。每天的日常重複。上午送完孩子上學，陳玲就回家收拾。院子裡的落葉掃不完，天氣還熱，打理下來渾身都是汗。衝個澡，再去超市買食材。睡個午覺醒來，差不多要去接孩子了。
陳玲感到心裡很空小學。她想做能創造價值的事，考慮過學泰餐或泰式按摩，但這些課程都在市區，來回一趟用時長，會耽誤接送孩子。丈夫對學泰語和當地文化沒興趣，在事業上的落空感更強，他沒法接受40歲就躺平。前段時間，丈夫回國了一趟，想找些外貿業務，看能不能在泰國做些什麼。
來泰國兩年半，陳玲面臨的選擇一個接一個小學。要不要給女兒補習？留下還是回國？現在，新的選擇又擺在面前。明年女兒上七年級，能寄宿了。如果寄宿，丈夫就能回國工作，自己也更自由。女兒很樂意住學校，反覆跟陳玲保證，在學習上能自律。但陳玲還是擔心，遲遲沒有下定決心。
留學諮詢馮鳴鑫觀察到，近兩年，很多疫情後來到泰國的陪讀家庭陸續離開了，一部分是出於經濟考量，覺得回報比太低小學。北京媽媽王蘭就是其中之一。她看不到兒子的進步，付出的心力和金錢都超過了預期，一種不平衡感冒了出來，“全家窩在這裡，什麼都做不了”。去年，王蘭一家回國了，她把兒子送到雲南一所國際學校，認為那裡的教育更加正規。
泰國，尤其是清邁的教育資源有限，是很多家長慢慢體會到的小學。在清邁陪讀圈裡流傳一句話，“清邁的興趣班就是興趣班”，出成績是“不靈的”。一個陪讀媽媽在孩子3歲時來了泰國。3年裡，孩子的英文進步沒有她想象中快，反而因為班上中國孩子太多，老師都快要學會中文了。她失望，覺得時間被浪費了。
隨著孩子年齡漸長，清邁的泥土、森林逐漸失去吸引力小學。“說什麼快樂的童年，你保證她童年快樂，你能保證她一生快樂嗎？”今年，她帶著全家離開，去歐洲發展。
在中國陪讀家庭的聚會上，“什麼時候走，接下來去哪兒”變成了永恆的話題，這像是水下的暗礁，潛伏在他們的生活裡小學。這是家長蘇梓迪的觀察。有家庭從清邁離開，去了西班牙，結果又回來了，也有回國後，孩子不適應，又回清邁的——很多家長難有落定的感覺。
在清邁待的5年裡，蘇梓迪始終處在“漂著”的狀態，看不到家庭明晰的未來小學。丈夫辭職在泰國做民宿生意，蘇梓迪做代購，收入能維持一家三口的日常開支。但泰國不允許陪讀家長在當地工作，民宿已經屬於灰色地帶。
國際學校的學費逐年遞增，生活成本也跟隨物價、匯率連年在漲小學。蘇梓迪算了一筆賬，如果要供孩子在泰國上完高中，家裡起碼要有兩百萬，再繼續去歐美讀大學，又要再掏幾百萬。蘇梓迪“家裡沒礦”，拿不出這筆錢。
泰國政府沒有出臺相關移民政策，這意味著蘇梓迪不論待多久，也只是個異鄉人小學。這種漂泊感總在她頻繁和移民局打交道時浮現。
一次露營，朋友們聊起移民紐西蘭，蘇梓迪被點醒——除了留下和回國，還有第三條路小學。權衡後，蘇梓迪把目標定在加拿大，想透過留學移民。
但這條路也充滿變數，當時疫情還沒結束，移民政策時刻在變小學。蘇梓迪一直處在“戰鬥狀態”，擔心所有規劃付諸東流。拿到永居那天，她也沒有太多喜悅，只覺得肩膀好像鬆了一些。
全家從泰國搬到加拿大，蘇梓迪有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小學。工作、住所、兒子的學校，都要從頭開始。從央企辭職的丈夫英語一般，當了卡車司機。蘇梓迪畢業後做留學相關的業務。為了在加拿大安定下來，他們賣了老家的一套房，付了加拿大房子的首付。轉賬那天，賬上幾十萬加幣沒了，還又背上了房貸，“怎麼年近40又回到了起點？”她感慨。
她有時候會想，如果不是當初帶孩子到泰國上幼兒園，不這樣折騰，恐怕能在老家過得非常舒適——工作穩定體面，有存款，有房車，父母幫忙帶孩子小學。蘇梓迪有些恍惚，“我這十幾年在幹嘛？”而這一切，對她的孩子來說，起初可能就是一場旅行。
（為保護隱私小學，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