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娼妓、妻子與女奴：西方古典時代女性的社會生活》女性，[美]薩拉・波默羅伊著，呂厚量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00頁，69.80元
“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女性。”在熠熠閃光的古希臘文明與輝煌傳奇的古羅馬帝國之下，當時一半的女性在做什麼？美國學者薩拉·波默羅伊（Sarah B. Pomeroy）專注於西方古典時代女性史的研究，被公認為該領域的權威。她的《女神、娼妓、妻子與女奴：西方古典時代女性的社會生活》（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作為古典女性研究領域的經典開山之作，首次全面系統地探討了古代女性的社會生活，徹底改變了以往以男性為中心的古典史研究正規化。“女神、娼妓、妻子與女奴”這一標題來源於公元前四世紀偽德摩斯梯尼的一句話：“我們有情婦可供消遣，有女僕服侍自己，還有妻子生育合法子嗣。”薩拉·波默羅伊用這四個身份揭示了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對女性群體的刻板印象與功能劃分，並進一步深入研究女性在這四類角色中的真實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這部著作初次發表於1975年，並於2025年出版中譯本女性。全書共十章，在當時的史料基礎與歷史認識水平下，薩拉幾乎竭澤而漁地發掘了與古希臘羅馬女性史領域相關的，那個時代已知的所有重要文字、考古材料與影像資料的證史價值。
她討論了從古希臘黑暗時代到羅馬帝國時期的諸多女性史話題：如奧林波斯諸神體系中女性神祇的地位及其與現實女性形象的異同；母權制是否曾在希臘史上廣泛存在；希臘古風與古典時代遺棄、殺害女嬰的社會風氣；古典時期阿提卡悲喜劇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希臘化時代女性政治、經濟與法律地位的有限提升；羅馬共和國與帝國早期政壇幕後的貴族女性；伊西斯崇拜在羅馬共和國—帝國時代地中海世界的廣為流傳，等等女性。鑑於卷帙浩繁的現存古典希臘、拉丁史料中並不包含對女性這一弱勢群體的系統連貫記述與關注，波默羅伊的《女神》雖然不可能在內容上面面俱到，卻已成為想要對古希臘羅馬時期女性社會生活有所瞭解的當代讀者的最佳入門讀物之一，它展示了女性如何在充滿限制的社會里依然展現出強大的智慧與鮮活的生命力，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影響著社會。
作為一部專題史領域的學術專著，《女神》密切關注了只鱗片爪的現存史料所折射出的，身處古典時代社會秩序與文化觀念束縛下的女性群體的感受與情緒，以及觀察、記述女性的男性知識精英與藝術家的感受與情緒女性。從這層意義上講，《女神》一書充滿創新性的主題也開啟了迄今方興未艾的情感史研究的先河。波默羅伊作為一名女性知識分子，在讀書、求職過程中親身體會過當時美國古典學界與社會秩序對女性的偏見與壓迫。波默羅伊在《女神》中不斷追問著既定社會秩序下的希臘羅馬女性，塑造、審判女性形象的古典時代男性詩人、劇作家與哲學家的心態，以及那些赫拉、雅典娜與伊西斯等女神的信徒、崇拜者們的內心情感。《女神》關注古典史學研究中長期被邊緣化的女性社會生活這一新穎主題，穿插使用了雅典墓葬、浮雕影像、紙草法律文書、龐貝古城牆上的塗鴉，還有希臘化時代女性詩作殘篇等特色史料，借用了榮格心理分析學說、現當代悲劇文學假說等心理學、美學理論。這部獨樹一格的著作在付梓後迅速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頗具影響力的學術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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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原像女性，或公元一世紀的羅馬複製品）
在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後，《女神》已同作者獨著或參與撰寫的另外兩部傑作——《色諾芬〈家政論〉註疏》與《古代希臘：一部政治、社會與文化史》——一道成為二十世紀西方古典學研究史上的經典女性。相較《女神》而言，波默羅伊的《古代希臘》與《家政論》註疏的“經典性”顯然更加易於理解。《古代希臘》無愧於二十世紀下半葉英語學界乃至國際古典學界最受歡迎的古希臘史簡明教材的名號。自問世以來，這部圖文並茂、言簡意賅的古希臘通史，憑藉其前沿的學術見解、涵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開闊視野和引人入勝的閱讀材料，培養著各國本科生、研究生與史學愛好者對古希臘史的興趣，成為他們步入古典學殿堂的入門階梯。波默羅伊的《色諾芬〈家政論〉註疏》則展示了她作為古典學家在古希臘語文字分析方面的紮實功力，以及她作為新時代女性歷史學家對古老的色諾芬對話作品中蘊含的豐富經濟史、性別史與家庭生活史資訊的獨特興趣。這部出色的註疏將條分縷析的字句解讀、細節考據與天馬行空的理論思考與學說彙纂熔於一爐，成為一部文字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令關注色諾芬、古希臘女性地位與家庭經濟面貌的研究者們無法忽視。
相形之下，《女神》一書乍看上去要樸實無華得多女性。它在篇幅上算不得什麼鴻篇鉅製；它的語言如話家常，刻意避免深邃古奧的文風；在二十世紀後期以降女性主義文學、社會性別史研究方興未艾的背景下，這部作品的主題在其中譯本問世之時似乎已顯得不再新鮮。然而在我看來，儘管隨著時間的流逝，《女神》的主題與個別觀點、見解必然已喪失其問世之初的學術前沿性，這部名著在今天仍是古典女性史研究領域一部當之無愧、並未過時的經典。維繫《女神》名著地位的奧秘，在於它在文化史、學術史領域難以複製的銜接性：它是西方古典學術史一座無法繞過去的橋。為了觀察西方古典學術史從固守象牙塔到面向現實生活的轉變，為了把握歷史學、考古學、文學、法學、心理學、神話學等學科在古典女性研究這一具體領域的交集，或許也為了探索一種面向大眾的古典學術研究的語言風格的可能性，我們都必須首先走入《女神》所呈現的古典世界。這種銜接傳統與革新、精英與大眾，貫通原本涇渭分明的諸學科的特質，正是《女神》這部作品超越自身記述內容的經典性的集中體現。
古典傳統與女性主義
二十世紀初，一位研究生陳述了關於撰寫希臘羅馬女性史畢業論文的設想，古典學教授聽完後嚴肅地評論道：“不幸的是，女性在古典時代扮演的角色確實不夠重要女性。”從當代學術眼光來看，這句評論在兩個方面都犯下了嚴重錯誤。它首先是片面的，因為女性雖在古希臘羅馬政治生活中總的來說處於邊緣地位（但在希臘化-羅馬時代也存在著諸多例外），但她們在社會經濟領域與家庭生活中卻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一點已被包括《女神》在內的大量古典女性史作品出示、分析的原始史料證實。與此同時，這一表述在邏輯上也存在著嚴重缺陷：即便在由男性主導的政治軍事領域，同時代女性的社會角色與文化形象，仍是我們理解希臘羅馬時代政治軍事史中各項制度、事件時必須要有所瞭解的。因為只到過倫敦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倫敦，不懂得女性史及女性歷史貢獻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瞭解曾經由男性主導的文明史。
到了《女神》中譯本問世的今天，學術界、文化界的輿論已較百年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女性。一方面，由波默羅伊等學者開啟的古典女性史研究傳統已經發展壯大，成為西方古典學領域最活躍、最引人注目的“顯學”之一；另一方面，一部分學者、作家與社會活動家已不僅僅滿足於以女性史為曾經被遺忘的女性發聲這一目的，而是進一步走向了對女性主義與社會性別理論的關注，創作了一批內容更為複雜、更富爭議的相關學術、文學與影視作品。在這樣一個走向多元化、充滿革新色彩與不確定性的時代，也許我們更有理由去嚴肅認真地回望這場古典學傳統變革的起點，也就是薩拉·波默羅伊與自己的學生們在沒有多少相關高質量專著、論文、資料彙編與成熟理論指導的條件下，在講授古典時代女性社會生活史的課堂上熱烈討論、彼此質疑，將最初的粗糙講義一點點充實、完善成《女神》這部精彩著作的那個年代。
對於忽視甚至輕視女性的古典學守舊傳統，波默羅伊的批判是自覺的且相當徹底的女性。在初版序言中，她尖銳地批評了美國當時的希臘化—羅馬經濟社會史權威羅斯托夫採夫（M. I. Rostovzeff）經由“對女性的徹底無視”而得出的“若干荒謬結論”。她廣徵博引，利用了雅典廣場周邊的墓葬考古成果、希臘化時代的女詩人作品殘篇、新畢達哥拉斯學派創作的“女誡”文學、托勒密王朝治下埃及地區的婚約紙草史料等新穎史料，為當時略顯單調沉悶的古典學研究開闢了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天地，顯著拓展了古希臘羅馬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廣度。在廣受好評的《女神》的影響與啟示下，古典學界很快湧現了一批以古希臘羅馬女性生活為主要或次要關注物件的專著、論文與工具書。二十年後，當《女神》於英文世界再版之際，書末附錄中自1975年以來的古典女性史精選著作書目已經蔚為大觀。
然而，《女神》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史學作品女性。波默羅伊創作這部作品的基本目的，在於如實還原古典時代女性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在書中的若干段落裡，她對同時期頗為流行的女性主義史觀做出了清醒的甚至略帶悲觀與保守色彩的修正。若干女權論者強調，母權制曾廣泛存在於古風時代，因而女性在歷史時期的被動從屬、受壓迫的地位並不具備必然性，針對這一觀點，波默羅伊在嚴肅分析了伊文思關於克諾索斯遺址的考古報告以及古風時代的大量個案後指出，母權制時代的普遍存在目前還無法得到考古材料的明確支援。也有一些女性主義作家對《希波呂託斯》《美狄亞》中的若干段落斷章取義，進而將歐里庇得斯樹立為厭女者和激烈批判物件，波默羅伊則列舉了另一些劇作中作者同情、關切弱勢女性角色的細節，為歐里庇得斯進行了辯護。與部分西方女性主義作品強烈的論戰特徵不同的是，身為女性的波默羅伊在敘述、評價古希臘女性史時，難能可貴地展示了自己作為一名嚴肅古典學家與公允歷史學家所具備的理性精神與客觀立場。儘管那是人類歷史上較為典型的一個由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階段，她還是在全書後記中強調：“同希臘羅馬世界的男性進行論戰，寫就一篇為他們那個時代的女性辯護的小冊子，並非合乎一名歷史學家身份的任務。”“為了保持本書的立論公允，我們也有必要為古典時代的男性說幾句公道話。就我們所知的情況而言，希臘人是最早反思、質疑過女性社會角色的族群。而在當時或晚得多的時代裡，這種現象都沒有發生在其他社會當中。”波默羅伊在《女神》一書中展示的、自身作為歷史學家所具備的公正立場與嚴謹態度，理應成為後世學者研究、思考和書寫古典女性史與社會性別史時應繼承的精神財富。
丹青難寫是精神女性？
在若干章節中保持中立、冷峻甚至悲觀主義的立場，並不意味著波默羅伊在創作《女神》時缺乏必要的關切與熱情女性。認真通讀全書後，讀者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對相關史料與理論竭澤而漁、試圖全方位復原古典時代女性生活圖景的宏偉抱負與執著精神。因此，與同樣出自（或部分出自）波默羅伊之手的另外兩部名著相比，《女神》一書其實存在著一點根本區別：它的研究方法具有鮮明的綜合性特點。在《色諾芬〈家政論〉註疏》細緻入微的古希臘語字句辨析中，我們看到的是古典學家波默羅伊爐火純青的語言功底；在《古代希臘：一部政治、社會與文化史》要言不煩的嚴謹措辭中，我們感受到了歷史學家波默羅伊精益求精的治史態度。《女神》則既是一部經典社會文化史名著，同時又不僅僅是史學作品——為了在相關史料與高質量學術成果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儘可能全面地還原古典女性生活的真實狀態，波默羅伊精心引入了文學、美學、神話學、心理學等領域的諸多元素，分析了若干傳統意義上根本無法在古典史學框架下得到有效討論的主題。這些跨學科方法的運用，使作者突破殘缺、冰冷的現存史料的侷限，生動重構了古典時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以及同時代男性知識精英的宗教與世俗女性觀。
公元200年左右，一尊繆斯雕像女性。
在全書開宗明義的首章中，波默羅伊便採用了與現代英語學界古希臘通史撰述體系奠基者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完全不同的寫法女性。為了確保史學作品的純粹性，格羅特旗幟鮮明地將公元前776年——奧林匹亞賽會紀年方式的元年——之前的神話傳說排除在信史的範疇之外；而為了填補女性觀念史的早期空白，波默羅伊則態度堅決地讓希臘神話迴歸到古典女性史研究者的視線之內。神話承載的歷史記憶與歷史觀念當然難以坐實或考證；但從實質主義的視角看，神話所反映的精神也有可能代表著一種比信史、銘文記載的若干瑣碎史實更深刻的真實。波默羅伊在《女神》中寫道：“個性全面發展的女性容易引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的焦慮。從古到今，無法與集眾多天賦於一身的女性共處的男子們將女性設想為‘或此或彼’的不同角色。作為其焦慮的必然結果，男性們認為童貞少女們是有益的；赫拉那樣的性成熟女子則是邪惡的和具有毀滅性的。現代女性仍在為三者必擇其一的選擇而苦惱：她們要麼成為雅典娜——聰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職業女性，要麼就成為阿佛洛狄忒——輕佻的性工具，抑或是赫拉那樣受人尊敬的妻子與母親。這一事實表明，幾位希臘女神仍是當今女性生活方式的原型。倘若將幾位主要女神的特徵結合在一起，那麼一個具備無限發展可能性的形象——一位足以同宙斯或阿波羅分庭抗禮的女神——就會出現。”這段富於哲理的反思犧牲了常規史學作品“論從史出”的權威性，卻賦予了《女神》以其他歷史著作中難得一見的思想批判性與強烈的現實關懷色彩。
在集中討論希臘古典時代悲喜劇與烏托邦文學的第六章中，波默羅伊對社會學家菲利普·斯拉特（Philip Slater）心理分析方法的介紹與批判，同樣給習慣於史學研究套路的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女性。而在全書末章裡，作者又大膽觸及了在古代地中海社會文化史上極其重要，卻因史料匱乏而難以充分討論的女性史主題——伊西斯女神崇拜在羅馬共和國與帝國境內的傳播與影響。在本章結尾處，史學家波默羅伊用“離經叛道”的筆觸遐想道：
從某種意義上講，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男性對此類崇拜的皈依女性。伊西多爾的頌詩和《金驢記》的結尾告訴我們，男性同母神形象之間的聯絡是非常明確的。就心理層面而言，對伊西斯女神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裡，對純粹的母神保護的渴求實為一種本能的衝動。但我們並不清楚，這些社會背景是否孕育出過任何關於男女平等的現實觀念——對女神的崇拜並未改善其女性崇拜者的處境，也沒有提升凡俗女性在男性崇拜者眼中的地位。
伊西斯在這方面有別於其他母神女性。她確實代表著女性應當享有平等地位的觀念。後人禁不住要陷入遐想：倘若伊西斯的宗教最終獲得了勝利，那麼接下來的西方婦女史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眾所周知，在嚴格遵循歸納法和實證原則的史學世界裡，通常是沒有“如果”的位置的女性。然而，薩拉·波默羅伊分析伊西斯崇拜的生動案例，其實已經向當代史學理論的研究者丟擲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了充分探索社會生活史中未被殘缺不全的現存史料所印證、未被後世的真實歷史發展趨勢所兌現的種種潛在可能性，歷史研究真的可以排斥種種關於“如果”的嚴肅學術思考嗎？
《女神、娼妓、妻子與女奴：西方古典時代女性的社會生活》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社會變革、文化思潮與作者薩拉·波默羅伊的個人才華共同造就的一部學術經典女性。問世五十年來，隨著西方古典學整體學術水平的提升與古典時代女性史、社會性別史等分支的蓬勃發展，《女神》一書的若干章節在知識前沿性方面顯然已經過時。但維繫這部作品在學術史上經典地位的基礎，是《女神》將古典傳統與現實關懷、史學規範與跨學科精神融合於古典女性社會生活研究的鮮明特質。或許在並不遙遠的未來，《女神》的成功寫作經驗也會成為銜接象牙塔式學術與大眾史學的一道橋樑。從表達效果來看，波默羅伊在《女神》中使用的這種深入淺出、兼具學術嚴肅性與大眾通俗性的語言和寫作方式無疑獲得了巨大成功。如今，這部享有持久影響力的英文名著出版了中譯本，我們有理由相信，它的獨特效能夠在探索古典學（從前的“貴族之學”）與大眾史學的結合這方面，為東西方史學工作者提供理論與實踐層面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