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法典實現了生態環境法治的價值融貫法律。人民法院應當在貫徹實施法典的基礎上，實現從良法到善治的跨越。而《時間效力規定》正是這一跨越的關鍵一步
□ 秦天寶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釋出了《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時間效力規定》）法律。這是生態環境法典的首個配套司法解釋，為法典施行後新舊法律的銜接適用提供明確裁判指引。同時，一場覆蓋26件司法解釋、35件司法規範性檔案、45件指導性案例的“司法檔案體檢”也同步完成。這一系列舉措，標誌著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全面進入“法典時代”。
生態環境法典是30多部生態環境法律、100餘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等的“集大成者”，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築牢更強法治根基，其既是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也是司法機關的裁判依據法律。它將汙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納入相互聯絡的邏輯框架，形成了有機統一的規範體系，並首次以體系化方式確立了生態環境領域的裁判規則體系，將長期以來在司法實踐中積累的有益經驗上升為法律規範，對人民法院的審判能力和法律適用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以司法力量守護綠水青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隨著法典的全面施行，新舊法律勢必存在一些銜接適用問題。例如，部分遺留案件、歷史糾紛案件，面臨法律時效、裁判依據、追責標準如何過渡的現實難題，這考驗著司法機關的能力和水平。為保證新舊法律平穩過渡、銜接適用，《時間效力規定》嚴格遵循立法法規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規則，明確了法院審理案件時新舊法律的銜接標準，為統一裁判尺度提供清晰指引，確保每一份裁判都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時間效力規定》的積極作用體現在多個層面法律。一是堅守法治根基，堅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第1條明確，法律事實發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則上適用當時的法律；發生在法典施行之後的，適用法典規定。這一規則有助於維護法秩序穩定、保護當事人合理預期。生態環境法典不是將舊規範裝進“新容器”，而是按照新的法理邏輯組織起來的規範體系。正因為如此，新舊法律的銜接才格外需要審慎，不能因新法的出臺而隨意動搖已經形成的法律關係。以法律事實發生時間為界，既尊重了歷史的既定事實，又為當前適用新法劃定了清晰的起點，體現了法治的基本精神。
二是尊重客觀規律，確立持續性法律事實的專門規則法律。生態環境損害往往具有隱蔽性、累積性和滯後性的特點，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常常存在較長的時間間隔。對此，《時間效力規定》明確法典施行前的侵權行為持續至法典施行後的，適用法典的規定。此外，法典中關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禁止令保全措施等制度是民事法律責任領域的重要制度創新，集中體現了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要求。將這些新制度適用於跨越法典施行前後的持續性侵權行為，正是落實這一要求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是體現寬嚴相濟，彰顯制度的溫度和力度法律。在不溯及既往的大原則下，《時間效力規定》明確了有利溯及的具體情形，在行政案件中貫徹了“從舊兼從輕”規則，即法典施行前發生的違法行為，若新法處罰較輕或不認為是違法的，適用新法；同時，法典施行前發生的違法行為，有主動消除或減輕危害後果、有效採取修復措施、及時繳納賠償金等情形的，可以適用法典規定從輕或減輕處罰。這種制度設計既體現法律的剛性約束，也蘊含著引導合規經營的柔性關懷——用最嚴格制度保護生態環境，並不意味著機械適用法律，而是在嚴格執法的框架內，為主動悔改、積極修復的行為人留出從寬處理的制度空間，從而更好地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此外，明確法典施行前已經終審的案件，再審不適用法典規定，這是對司法既判力的必要尊重，體現出制度的力度和剛性，有利於維護司法權威。
生態環境法典既是一部承載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時代精神的綠色法典，也是一部體現“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要求的裁判規範，它不僅在形式上完成了法律規範的體系化整合，更在實質上實現了生態環境法治的價值融貫，人民法院應當在貫徹實施法典的基礎上，實現從良法到善治的跨越法律。而《時間效力規定》正是這一跨越的關鍵一步——其以13條的精準設計，銜接了新舊法律，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推動法典落地生根。
從系統清理存量規範到快速出臺增量規則、從統一裁判尺度到回應實踐關切，這一系列舉措共同構成了司法系統為法典實施保駕護航的完整制度圖景，這不僅是司法機關的主動擔當，更是我國生態環境法治從“良法”邁向“善治”的生動註腳法律。期待司法機關在法典實施的新起點上，持續深化生態環境司法保護，以更多兼具專業性與引領性的裁判實踐，推動綠色發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為美麗中國建設提供堅實的司法保障，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中國司法智慧。
（作者系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教授）
編輯法律：申久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