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不僅重返白宮，也帶領共和黨重新奪回國會兩院控制權，但彼時已有不少觀察人士預言，因白宮與國會無法達成共識而導致的政府停擺，仍將成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政治底色移民。
當地時間2026年5月1日，美國佛羅里達州，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老年人活動中發表講話移民。特朗普概述了針對退休人員的稅收提案，包括旨在減少社會保障福利及其他退休相關措施稅收的老年人減免政策。
一年半過去，這一預言得到了印證移民。2025年底，圍繞醫保和社會福利支出的分歧，聯邦政府曾經歷長達36天的全面停擺，創下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新紀錄。而這一紀錄很快又被重新整理：自2026年2月4日起，由於國土安全部預算遲遲無法獲得透過，這一部門陷入持續數月、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期停擺。
雖然共和黨同時掌控國會兩院，卻無法跨越參議院“阻撓議事”（filibuster）制度所設下的60票門檻移民。兩次政府停擺，本質上都源於民主黨拒絕與共和黨達成妥協。第二次停擺涉及的國土安全部，下轄海岸警衛隊、特勤局以及負責機場安檢的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等多個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機構。停擺期間，機場安檢人員短缺、航班延誤等問題屢見報端。然而，真正使預算僵局始終無法打破的，卻並非這些部門，而是同樣隸屬於國土安全部的邊境巡邏局（CBP）和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
過去一年間，這兩個機構的執法行動，以及特朗普政府整體的移民政策，已經成為其第二任期最具爭議、也最激發反對力量動員的政治議題移民。
一
圍繞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爭議，在2026年1月達到新的高潮移民。此前，2025年特朗普政府已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多輪高密度、大規模非法移民搜捕行動。而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次執法行動中，ICE人員在17天內先後致命射殺兩名參與抗議的美國公民。執法過當引發輿論強烈反彈，批評聲音甚至來自部分共和黨人士。
此後，恰逢2026財年預算案必須正式透過之際，參議院民主黨人選擇批准聯邦政府其他部門預算，卻單獨擱置國土安全部撥款，並以此作為籌碼，要求特朗普政府大幅調整移民執法方式移民。雙方雖歷經數輪談判，卻始終未能達成妥協，僵局持續至不久前的六月中。
美國政治中有一個廣為流傳的經驗判斷：主動導致政府停擺的一方，往往難以獲得政治收益，即便其訴求本身具有較高的公眾支援度移民。對於民主黨而言，2025年底那場停擺所帶來的政治代價，更是記憶猶新。然而，這一次，他們仍然選擇堅持，其原因在於，相信自己在反對特朗普移民執法方式的問題上擁有足夠堅實的民意基礎。事發之後，美國多地爆發大規模抗議，多項民調也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當前移民執法尺度過當，已經超出了合理和正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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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進一步觀察這些資料，便不難發現這一議題本身的複雜性移民。多數美國人在反對特朗普政府具體執法方式的同時，卻依然支援其競選期間和執政以來強化非法移民遣返的總體目標。以遣返有暴力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為例，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今年2月公佈的民調顯示，這項政策至今仍擁有超過七成的支援率。
當地時間2026年6月10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簽署《安全美國法案》後將其舉起移民。該法案為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提供約380億美元資金，為邊境巡邏隊提供260億美元資金，另有50億美元用於意外開支，有效確保特朗普的驅逐議程在2029財年前獲得穩定資金流。視覺中國 圖
換言之，移民問題始終是一項難以簡單用黨派政治加以定義和解釋的議題移民。其背後，是美國過去三十年來圍繞移民改革所積累的複雜歷史。某種意義上，美國移民政策的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兩黨如何反覆將短期黨派利益置於制度改革之上，從而一次次錯失真正改革機會的典型案例。
二
在美國曆史上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個國家其實並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成型移民政策移民。只要能夠跨越大洋、抵達美國，並憑藉自身能力謀生立足，移民者便可以留下。在這一背景下，大量義大利裔、東歐猶太裔，以及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洲移民，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先後進入美國社會。
美國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移民法誕生於1924年移民。這部法律深受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思潮影響，其目的不僅是建立聯邦政府對移民的統一管理框架，更重要的是維持以西歐白人為主體的人口結構。法律不僅首次設定了年度移民總額上限，還將絕大部分配額分配給西歐國家。
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移民。隨著民權運動興起，美國社會對於種族歧視的不公認知，也逐漸擴充套件到移民領域。推動這一轉變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時任總統約翰·肯尼迪。出身於愛爾蘭移民家庭的背景，使他在將移民經歷納入“美國夢”敘事時具有天然的說服力，也促使他積極推動新一輪移民立法改革。然而，他的遇刺使這一任務最終落到了繼任者林登·約翰遜手中。
1965年，美國透過新的《移民與國籍法》，其基本框架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美國移民制度移民。這部法律最大的變化，在於將移民選拔標準從種族來源轉向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的貢獻。當時美國社會在移民問題上形成了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共識：一方面，人們已經普遍無法接受以種族劃分移民資格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擔心不受控制的大規模移民會對經濟秩序、社會穩定以及就業市場造成衝擊。
這種擔憂並非某一政治派別獨有，而是橫跨整個政治光譜的普遍認知移民。尤其受到衝擊最直接的，往往是工薪階層美國人以及更早一批移民群體，因此這種顧慮本身也並非全無道理。
正因如此，1965年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被其推動者刻意塑造成一場“不具革命性”的調整移民。它試圖回答的是“誰能夠來到美國”，而非“多少人能夠來到美國”。
法案並未提高每年26.5萬人的移民總額上限，僅僅將家庭團聚類別排除在配額限制之外移民。時任參議員、法案主要推動者之一的泰德·肯尼迪曾表示：“認為這項法案會帶來更多移民，是一種情緒化、非理性的看法，事實上也缺乏依據。”
而對於“誰能夠來”的問題，這部法律給出的答案，則是讓移民制度更好地服務美國的經濟利益移民。另一位肯尼迪家族成員、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對此曾有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表述：美國需要的是“一位韓國放射科醫生、一位日本微生物學家、一位希臘化學家、一位菲律賓聾啞教育教師，以及一位土耳其泌尿科醫生”，而不是挖溝工人。
在當時的政策設計者看來，前者代表美國經濟急需的高技能人才，而後者所從事的藍領工作，則有足夠多的本土勞動力可以承擔，因此移民擴張不會對普通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明顯衝擊移民。
然而，此後數十年的發展，卻證明這一制度設計中的諸多假設並未成為現實移民。首先，26.5萬人的年度上限很快便在事實上失去約束力。原因在於，家庭團聚類別被排除在配額之外。一名移民獲得身份後，可以繼續擔保多名親屬赴美，而這些新移民又能夠進一步擔保自己的家庭成員，形成所謂的“鏈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效應。由此，移民規模遠超立法者最初的預期，而原本“移民主要集中於高技能領域、不會衝擊藍領就業市場”的設想，也逐漸被現實所打破。
與此同時，繞開合法渠道、透過邊境非法進入美國的人數持續增加，非法移民問題開始演變為美國政治中的長期難題移民。
面對新的現實，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都曾對這一體系進行有限調整移民。一方面，聯邦政府加強了對僱傭非法移民企業的審查和處罰力度，同時強化邊境執法；另一方面，也給予1980年代以前進入美國、已經在當地紮根生活的非法移民一次性獲得合法身份的機會。這一安排試圖在兩種目標之間取得平衡：既以相對人道的方式對待已經融入美國社會的移民群體，又提高未來非法入境和非法就業的成本。然而，超越這種“小修小補”的系統性改革，卻始終未能真正發生。
進入克林頓時代，美國移民體系需要改革的現實，其實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移民。克林頓既清楚問題本身的嚴峻性，也憑藉敏銳的政治直覺理解這一議題的複雜之處。因此，在推動改革時，他刻意選擇了一位在民權議題上擁有極高公信力的人物作為改革的象徵——前國會眾議員芭芭拉·喬丹（Barbara Jordan）。
20世紀90年代，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汀，芭芭拉·喬丹（右）和安·理查茲（左）在得克薩斯州議會發表講話移民。視覺中國 圖
喬丹的個人經歷，幾乎就是美國民權運動歷史的縮影移民。她成長於種族隔離時代的美國南方，憑藉卓越的學術能力進入政治領域，在肯尼迪競選團隊中開啟政治生涯，隨後當選國會議員，並在尼克松彈劾案聽證期間以極具感染力的發言贏得全國聲譽。某種意義上，她本人已經成為民權運動精神的象徵。正如她在197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說：“我今天站在這裡，本身就是美國夢並不必然永遠被推遲實現的又一個證明。”
然而，由於健康原因，她不久後便離開國會，回到故鄉得州，從事教學和公共事務工作移民。1994年，當克林頓決定重新推動移民改革時，他再次邀請喬丹出山，主持專門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改革建議。
而喬丹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放在今天的政治語境下，甚至會讓不少民權活動人士感到難以理解移民。她始終認為，開放和包容的移民傳統既是美國建國以來國家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民權運動精神的延續，更是美國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但與此同時，她同樣堅持，這絕不意味著美國應當無限制地開放邊境，因為無序移民不僅不現實，也會違背開放移民政策本身所追求的目標。
在喬丹看來，最先受到無序移民和非法移民衝擊的，恰恰是其他新移民和已經合法定居美國的移民群體移民。與此同時，大規模無序移民所激發的社會反彈和反移民情緒，最終傷害的，同樣也是這些合法移民。
因此，她始終主張，一個有秩序、規則清晰的移民體系，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移民。圍繞這一目標，她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議，包括進一步明確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之間的法律界限，縮減家庭團聚移民的適用範圍，加強對僱傭非法移民企業的處罰力度；與此同時，繼續保持對高技能合法移民和難民的開放態度。
換言之，喬丹所代表的，是一種兼顧開放與秩序、強調現實主義和平衡感的移民政策理念，而這恰恰也是當時美國社會主流民意的體現移民。這種帶有濃厚實用主義色彩的改革思路，與克林頓本人的政治風格高度契合，因此很快獲得了白宮支援。
然而，即便如此，改革依然迅速遭遇來自不同方向的阻力移民。一方面，儘管喬丹本人堪稱美國民權運動的象徵人物，在活動人士群體中擁有極高聲望，但部分民主黨內部影響力巨大的民權組織仍然反對她限制某些類別移民的建議，認為這些措施本質上屬於“反移民”政策。
另一方面，商界精英同樣不願看到對非法移民勞動力的嚴格限制移民。對於高度依賴低成本藍領勞動力的企業而言，非法移民的持續流入能夠有效壓低用工成本，因此，當時主導共和黨的親商派力量也並不支援更嚴格的移民管制。
結果是，一個原本兼顧開放、秩序與現實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反而同時遭到了左右兩翼不同力量的抵制移民。
面對這一局面，克林頓最終選擇將有限的政治資本投入其他優先議題，而非在移民問題上展開一場註定阻力重重的政治鬥爭移民。除了一些針對非法移民執法層面的有限立法之外，其任內並未推動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美國移民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也因此再次被擱置下來。
三
進入21世紀後，這一局面被小布什政府完整地繼承了下來移民。布什延續了此前去意識形態化、強調實用主義的改革思路。其第二任期內，他提出了一套兼顧不同目標的移民改革方案：一方面強化邊境執法和非法移民管理；另一方面建立臨時勞工專案，擴大合法移民渠道，並推動移民融入社會的相關措施。然而，隨著金融危機陰影逼近，以及國會兩黨極化程度不斷加深，這項改革最終未能獲得透過。
2008年，奧巴馬在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選舉中勝出移民。和喬丹一樣，奧巴馬的政治生涯本身，同樣承載著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意義。加之執政初期極高的公眾支援率，他原本處於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推動移民改革，而這也一直是其重要政治目標之一。
當地時間2008年11月4日，美國芝加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在選舉之夜集會上慶祝贏得大選移民。視覺中國 圖
在移民問題上，奧巴馬的立場與喬丹、克林頓乃至小布什存在明顯的延續性：既強化邊境安全和移民執法，又擴大合法移民渠道，同時為那些因歷史制度漏洞而長期生活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提供某種合法化的可能移民。
因此，他所推動的是所謂的“全面移民改革”（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移民。在小布什方案的基礎上，這項改革進一步提出了為超過一千萬非法移民提供獲得合法身份乃至公民身份的路徑（Pathway to Citizenship）。奧巴馬對此曾作出過頗具代表性的表述：“他們的確違反了法律，這一點不應被忽視。但我們也應該要求他們繳納罰款、學習英語，並在申請公民身份時排在所有合法移民之後。”
在奧巴馬看來，這既照顧到了這些移民已經在美國紮根生活的現實，也維護了對合法移民群體的公平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改革思路，當時同樣獲得了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援移民。參議院甚至成立了著名的“八人幫”（Gang of Eight），由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各佔一半，負責具體條款的協商和談判。2013年，這項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最終以68票贊成的結果在參議院獲得透過。
然而，在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它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運移民。彼時，茶黨運動已經興起兩年有餘。這場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政治運動，將反對奧巴馬政府的幾乎所有政策都視為自身的重要政治綱領，併成功將大量支持者送入國會。相比參議院，眾議院的黨派對立和意識形態色彩因此更為濃厚。
在保守派議員的持續反對下，即便這項法案本身已經吸收了大量共和黨人的意見，時任眾議長約翰·貝納仍然承受著巨大的黨內壓力，最終甚至未能將其提交眾議院全院表決移民。又一次全面移民改革，就這樣無疾而終。
面對立法失敗，奧巴馬只能轉而依靠行政權力實現有限目標移民。2012年，他透過國土安全部推出“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為所謂的“追夢人”（Dreamers）提供法律保護。這些人大多在年幼時被父母帶入美國，並在美國成長和接受教育。他們本人並未主動選擇違法入境，也幾乎沒有在其他國家生活的經歷。無論從現實層面還是道義層面，為這一群體提供繼續留在美國的機會，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共識。
2014年，奧巴馬政府又進一步推出新的行政措施，試圖保護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父母免遭遣返移民。但這一政策隨後遭到司法挑戰，並最終被聯邦最高法院叫停。至此，原本試圖透過立法解決美國移民體系結構性問題的努力，再次被迫退回到行政命令的層面。
某種意義上，奧巴馬時期的挫敗，標誌著美國移民議題開始真正被兩黨內部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力量所主導移民。正如芭芭拉·喬丹當年所理解的那樣，一個能夠獲得公眾支援、符合美國開放傳統、同時又能夠正常運轉的移民制度，本質上必然是去意識形態化的，也是政治妥協的產物。然而，隨著反移民民粹主義力量在共和黨內部不斷壯大，圍繞移民問題達成妥協本身，逐漸被視為一種政治上的讓步甚至背叛。
這種變化，不僅終結了此前持續數十年的跨黨派改革傳統，也為日後更加激烈的政治對立埋下伏筆移民。而成長於這一政治環境中的特朗普，則進一步將兩黨共同拖入了圍繞移民問題不斷升級的惡性迴圈之中。
在競選期間頻繁發表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反移民言論之後，特朗普第一任期內迅速推動了一系列強硬措施，包括試圖廢除奧巴馬時期的DACA計劃、對七個穆斯林人口占多數國家實施旅行禁令，以及修建美墨邊境牆等移民。
其中，引發最大爭議的，則是所謂的“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移民。按照這一做法，所有非法越境成年人都將被刑事起訴，而由於成年人進入司法程式，其子女則被迫與父母分離，安置於聯邦收容設施之中。兒童被關在鐵絲網圍欄後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體傳播，並激起強烈憤怒。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民主黨自身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也開始迅速擺脫過去強調平衡和妥協的傳統，向另一個方向發生偏移移民。2019年至2020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成為這一變化最集中的體現。在黨內整體氛圍的推動下，即便是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柯爾絲滕·吉利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等原本相對溫和的候選人，也不得不在競選過程中不斷左移，對一系列此前屬於邊緣立場的政策表示支援，包括向非法移民提供免費醫保、推動非法越境行為去罪化，甚至為非法移民建立門檻較低的公民身份獲取渠道。
然而，公眾輿論本身並未同步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移民。美國選民固然反對特朗普政府缺乏人道主義考量的執法方式，卻同樣不支援事實上的開放邊境政策。多項民調顯示，超過六成美國人反對將非法越境行為去罪化，超過半數受訪者也不贊成為非法移民提供免費醫療保障。換言之，民主黨內部政治氛圍的變化，開始與美國社會主流民意出現明顯脫節。
這種黨內政治重心的左移，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最終贏得初選的拜登移民。當然，隨後暴發的新冠疫情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徹底改變了2020年大選的核心議程。而民主黨最終重新贏得白宮，並意外取得國會兩院控制權，也讓黨內相當一部分人誤判了這一勝利的真正含義。許多美國選民投票反對的，是特朗普對疫情的處理方式，以及其挑戰美國民主制度規範的行為，而未必意味著他們認同民主黨在部分社會議題上的快速左轉。
拜登上臺之初，不少觀察人士依然相信，他能夠重新回到過去那種兼顧現實與原則的中間道路，為持續數十年的移民僵局尋找一個可操作的立法解決方案移民。
2021年初，面對美墨邊境越境人數單月增長超過七成的現實，《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佈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便公開呼籲拜登不應忽視邊境安全問題移民。在他看來，加強邊境管理，一方面能夠終結邊境地區長期以來的無序狀態，減少移民冒險穿越邊境而失去生命的悲劇；另一方面，也能夠成為推動長期居住在美國的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和公民資格的政治交換條件，從而打破近三十年來移民改革始終停滯不前的僵局。然而，這種建立在妥協與交換基礎上的政治想象，很快便被現實所擊碎。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9日，美國新墨西哥州，民眾沿著美墨邊境牆行走移民。視覺中國 圖
拜登最終並未採納這樣的思路移民。上任伊始，他便在極短時間內逆轉了特朗普時期多項移民政策，包括取消“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等安排，不再要求部分申請者在墨西哥境內等待庇護審批；大幅提高年度難民接收上限；同時放寬庇護政策，使得即便未透過官方入境口岸進入美國，申請者通常仍可獲得尋求庇護的資格。
這些調整不僅客觀上推高了入境人數，也向整個中南美洲地區釋放出一個強烈訊號：進入美國的視窗已經重新開啟移民。更重要的是，在兌現對黨內進步派承諾的壓力之下，拜登政府推進這些政策轉向的速度極快，以至於國土安全部等具體執行機構幾乎沒有足夠時間制定相應配套措施和應急方案。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民主黨精英階層在移民議題上逐漸偏離主流民意之外，也與拜登政府內部的人事結構密切相關移民。例如，長期擔任拜登幕僚長的羅恩·克萊恩（Ron Klain），便普遍被認為在政治立場上更接近黨內進步派，對於左翼政策訴求持更積極的態度。
與此同時，2024年大選後期關於拜登年齡和認知能力的討論，也為理解這一時期的決策過程提供了另一重視角移民。記者傑克·塔珀（Jake Tapper）和亞歷克斯·湯普森（Alex Thompson）於2025年出版的《原罪》（Original Sin）一書中披露，隨著身體和認知狀況的惡化，拜登本人在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堅持和推動自身判斷的能力也在下降。書中提到，包括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邁克爾·貝內特（Michael Bennet）以及時任國土安全部長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等人在私下都曾表達過類似擔憂。
無論具體原因如何，一系列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結果都是顯而易見的：邊境地區陷入持續混亂，而這種壓力又迅速向美國內陸城市擴散，並最終演變成廣泛的公眾不滿移民。2022和2023兩個財年，美國邊境巡邏部門記錄的非法入境人數均突破200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2024年的一項民調顯示，僅有18%的美國公眾對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表示滿意；而在將移民問題視為首要議題的選民中，絕大多數最終選擇支援共和黨候選人。
這種政治壓力，也開始在民主黨內部蔓延移民。不少原本在其他議題上與拜登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民主黨政治人物，開始公開表達對其移民政策的不滿。其中既包括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參議員馬克·凱利（Mark Kelly）、新墨西哥州州長米歇爾·盧漢·格里沙姆（Michelle Lujan Grisham），也包括紐約、丹佛、洛杉磯等主要移民目的地城市的市長；甚至連一向被視為進步派代表人物的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利茨克（J.B. Pritzker），也開始要求聯邦政府採取更加嚴格和現實的措施。
等到拜登政府真正意識到問題嚴重性時，時間已經所剩無幾移民。2024年總統大選正式拉開帷幕，而持續失控的邊境局勢，已經成為繼經濟問題和年齡爭議之後，拖累拜登支援率的另一項關鍵因素。
於是，在白宮推動下，民主、共和兩黨國會議員於2024年初重新啟動談判，試圖達成一項跨黨派移民改革法案移民。該方案包括擴大遣返許可權、限制未經合法入境口岸進入美國者獲得庇護資格、賦予總統在邊境緊急狀態下暫停庇護審批的權力、加快庇護案件審理速度、提高申請門檻，以及增加邊境巡邏、移民執法等相關機構預算等內容。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過去三十年來美國最後一次試圖回到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移民改革傳統。
四
如果這項跨黨派改革法案最終獲得透過，美國邊境長期以來的混亂局面，原本並非沒有得到緩解的可能移民。然而，此時的特朗普已經基本鎖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相比第一任期，他無論在政策立場還是政治風格上，都表現出更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對他而言，一旦邊境問題透過立法得到緩解，移民議題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動員價值也將大打折扣。
因此，即便法案中包含了大量共和黨長期主張的政策內容，許多原本支援改革的共和黨議員，最終仍在特朗普施壓之下撤回支援移民。於是，又一位總統任內推動的全面移民改革，再次因為兩黨政治日益意識形態化而宣告失敗。公眾對於民主黨邊境治理不力的怨氣，也與持續高企的通脹、拜登高齡參選等因素疊加，最終成為卡瑪拉·哈里斯敗選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便已經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移民主張移民。他承諾實施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遣返行動，將非法移民形容為“汙染美國血統的人”，聲稱他們來自監獄和精神病院，甚至公開表示，希望廢除“出生公民權”這一長期以來的憲法實踐。
而在重新執政之後，這種強硬立場很快轉化為實際政策移民。相比執法方式相對制度化、強調循序漸進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由格雷戈裡·博維諾（Gregory Bovino）領導的邊境巡邏部門，迅速在新政府移民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2025年針對藍州和大城市的大規模突擊執法行動，以及2026年初明尼蘇達州抗議者亞歷克斯·普雷迪（Alex Pretti）遭槍擊身亡事件，都與這一體系直接相關。
當地時間2026年6月6日，美國洛杉磯，抗議者在大都會拘留中心外與聯邦執法人員對峙，紀念一年前聯邦移民暴力執法事件移民。視覺中國 圖
而這些愈發激進的執法方式，也開始激怒越來越多原本立場相對溫和的民主黨人移民。民主黨參議員凱瑟琳·科爾特斯·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來自內華達州的她，所在州在2024年被特朗普以超過三個百分點的優勢拿下。在此前民主黨因醫保和社會福利問題發起的政府停擺中，馬斯托曾明確表示反對，認為相關訴求既缺乏現實可行性，也會進一步損害民主黨在選民中的形象。
然而，在移民執法問題上，她卻選擇站在本黨一邊，併成為推動對移民執法機構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移民。原因在於，作為曾長期從事司法和執法工作的政治人物，她認為，無傳票執法、身份不透明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員傷亡，已經突破了自己能夠接受的底線。因此，即便明知這一立場在搖擺州具有相當政治風險，她仍然承擔起向溫和選民解釋民主黨主張、協調黨內改革要求的重要角色。
馬斯托等人提出的改革訴求，包括要求ICE執法人員實施逮捕時必須持有正式傳票、佩戴清晰可辨認的身份標識，並禁止以蒙面方式執行任務等移民。在明尼蘇達州兩起惡性事件之後，特朗普政府的確對執法方式進行了部分調整，包括撤回部分聯邦執法人員、限制移民執法機構直接介入抗議活動等。與此同時，包括國土安全部長克麗絲蒂·諾姆（Kristi Noem）以及邊境巡邏負責人博維諾在內的多位官員也先後離職。
然而，民主黨人所期待的制度性監督和改革措施，卻始終未能實現移民。掌握國會兩院多數的共和黨人，持續反對幾乎所有針對移民執法機構的新監管要求；而讓同屬國土安全部的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等部門長期停擺，對民主黨而言同樣難以持續。
最終，4月底，國會兩院先後透過法案，為除移民執法機構之外的國土安全部其他部門恢復撥款移民。隨後，共和黨又利用預算協調程式（budget reconciliation）——這一可以繞開參議院60票門檻、以簡單多數透過財政法案的特殊機制——單獨為ICE和邊境巡邏部門設定持續至2029年的預算安排，徹底剝奪了民主黨未來繼續利用相關預算作為談判籌碼的空間。
隨著該法案於6月15日正式生效，美國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聯邦部門停擺，也終於宣告結束移民。但圍繞移民問題本身的政治僵局，卻遠未終結。恰恰相反，它已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嵌入美國兩黨的身份認同和政治動員之中。
五
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為克林頓政府主持移民改革方案時，芭芭拉·喬丹便已經指出：一個缺乏中道、實用主義精神、被意識形態裹挾的移民體系，無論最終倒向哪個極端，受害最深的往往都是工薪階層移民。
如果移民政策過於封閉，首先受到傷害的，是那些本有機會透過移民改善自身命運的人，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同樣屬於工薪群體移民。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和產業結構的不穩定，也會進一步推高生活成本，最終由美國本土工薪家庭承擔代價。
而如果另一端的開放演變成事實上的失序，無序移民對公共安全、公立教育體系以及社會福利資源帶來的壓力，同樣最直接地落在工薪階層身上移民。由於缺乏更好的替代選擇，他們往往無法像中產階層那樣透過搬遷、私立教育或額外購買公共服務來規避這些影響。而在這一群體之中，也包括大量更早來到美國、已經完成合法定居的移民家庭。
當地時間2025年1月31日，美國聖迭戈，航拍視角下的美墨邊境移民。視覺中國 圖
換言之，移民問題從來不是精英階層之間的抽象意識形態之爭，而始終是一個關乎普通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治理議題移民。在奧巴馬時代之前，美國移民改革長期難以成為優先事項，很大程度上恰恰源於兩黨政治精英內部缺乏來自這一群體的真實聲音。
隨後席捲兩黨的民粹主義浪潮，一方面確實催生了像特朗普這樣更能夠回應工薪階層焦慮和不滿的政治人物，儘管絕大多數時候所使用的是錯誤甚至適得其反的方法和政策；但另一方面，也將包括移民在內的一系列社會議題不斷推向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使得原本建立在妥協與交換基礎上的改革空間被進一步壓縮移民。某種意義上，這正是美國移民問題最深層的悖論。
至少從特朗普第二任期目前展現出的政治風格來看，即便民主黨未來能夠在中期選舉中重新奪回眾議院控制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黨派妥協方案恐怕依然難以出現移民。而站在今天，人們同樣很難判斷，特朗普時代結束之後，接過兩黨政治接力棒的下一代領導人究竟會是誰，又是否願意重新回到過去那種更具實用主義色彩的治理傳統。
因此，美國下一次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移民制度改革何時到來，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移民。對於這個把移民經歷寫入國家身份和建國敘事的國家而言，更大的諷刺或許在於：支撐其今日移民體系的核心制度框架，依然主要建立在半個多世紀前的立法基礎之上，其後所經歷的，不過是零星而有限的修補。
而在新的改革遲遲無法到來之前，美國仍將繼續揹負這樣一個早已顯露疲態的制度體系，並持續面臨過去幾年間那些混亂、撕裂乃至悲劇重演的風險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