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開始的時候,《紅飄帶上的遵義勳章》這個書名,是我向楊傑建議的詩歌。因為,從個人的見解出發,紅軍在貴州大放異彩,遵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地點——對中國革命而言,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應該在遵義。
在即將迎來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之際,用長詩的形式來為遵義城獻上一枚文學的“勳章”,是再有意義不過的、也再恰當不過的事了詩歌。
恰當的事要交由恰當的人來做詩歌。在我看來,楊傑就是那個恰當的人。一是因為“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他本身就是貴州遵義人,對於貴州這方水土有著獨特的情感,對紅色遵義有著不一樣的感知。這一點很重要。二是因為“熱土亟須生花筆,最是戰士詩意濃”,他本身就是部隊的轉業幹部,對中國革命波瀾壯闊歷程的理解、對遵義會議重大意義的理解,自然比常人更多一分。三是因為“詩家清景在新春,詩人方懂看花人”,寫長征的長詩,寫遵義的長詩,非詩家不可——所以,作為貴州知名詩人,作為已出版17部長詩的楊傑來說,這個擔子,他還必須擔起來。
說過了作者,還要說一說這部長詩的分量詩歌。從我的閱讀經驗看,寫遵義的詩不少,如李發模老師的《紅遵義》等;也有長詩作品,如峭巖老師的《遵義詩筆記》等。正因為如此,實際上在楊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是有所擔心的。主要擔心的是,在詩歌的立意上、技巧上如何突破?從長詩的定稿來看,楊傑較好地完成了突破的使命。這部長詩從“詩人毛澤東一生最長的一行詩/二萬五千裡”的重要轉折點——“我家是遵義的”寫起,寫到了苟壩的那盞馬燈,又寫到了青槓坡戰鬥、婁山關大捷,還寫到了魯班場戰鬥、巧渡金沙江,最後還講了“七星刀”的故事、“茅臺酒”的故事,以及“魚泉鎮”的故事。我想,跳開遵義寫遵義,是這部長詩成功的關鍵。因為,上述的戰役戰鬥、人物故事,既與遵義直接相關,又脫離了遵義的時空限制。換言之,作者從構思開始,就是把“遵義”置於一種更為宏闊的“長征”的視野來審視和創作的。所以說,它有了新意。有了新意,自然就有了突破。這是從長詩的構思和結構之角度講的。此外,楊傑的長詩語言也日臻成熟,既簡約,又流暢,既有概括性,又多了細微的感知,給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詩歌創作帶來新的啟示。
對於詩歌界而言,楊傑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詩歌。他創作了很多部長詩,創作出版“紅軍走過我家鄉”系列長詩,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因為在舉世矚目的萬里長征中,中央紅軍於1934年12月進入貴州,於1935年4月離開貴州,在貴州省境內活動時間長達4個月。紅軍在貴州經過了60多個縣(含紅七軍,紅八軍,紅二、紅六軍團),涉及全省9個市(州),佔全省88個縣(市、區)的三分之二以上。貴州這片紅色沃土上,處處留下了紅軍的足跡、紅軍的傳奇。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詩歌。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在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即將到來的這個重要時間節點上,回顧和重溫長征的光輝歷史,汲取蘊含其中的精神養分,對於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程序中走好新時代長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