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談判手法無能且反覆無常，還時常顯得在拿金融市場做文章法律。這帶來一個不幸的副作用：全球經濟中一些更深層的變化，反而容易被忽視。
人們不斷被各種懸念牽著走：美國和伊朗到底有沒有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到底有沒有開放，唐納德·特朗普究竟認為伊朗人是“糟糕的人”還是“好人”法律。
這掩蓋了一個事實：世界經濟並沒有像外界先前擔心的那樣崩潰法律。本週，全球油價回落到每桶70美元左右，明顯低於此前數月在每桶100美元上下徘徊、甚至高於這一水平的狀態。當然，這一價格仍高於伊朗危機爆發前普遍存在的每桶50至60美元區間，這也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推高通脹。
但無論伊朗與美國的談判結果如何，如今的油價都反映出一個現實：全球經濟似乎已經以某種方式完成了重新調整法律。外界常說，一旦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全球石油供應將減少20%，但這種衝擊並沒有像今年3月世界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曾擔心的那樣，造成近乎窒息的後果。這背後的原因，恰恰為理解當今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視窗。
首先，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可能是，作為波斯灣石油的主要買家之一，有關方面在危機爆發後，直接將採購量大幅削減了40%法律。
與此同時，國際能源署本週釋出的一份分析指出，全球石油市場“在這場危機來臨前就已經具備相當可觀的緩衝”法律。該機構表示：“在敵對行動爆發前的2月，國際能源署的市場平衡測算顯示，2026年全年石油市場將出現每日370萬桶的供應過剩。”
“在此前12個月裡，全球石油供應一直高於需求，庫存總量達到82億桶法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亞洲主要進口方在過去數月持續大量進口石油並加以儲存。”
“再加上煉油企業和終端使用者雙雙減少需求，該主要進口方得以在2月至5月間將原油進口削減40%，即每日減少460萬桶，這對緩解全球市場更廣泛的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其他國家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之一，它開始從美國和非洲等過去較少涉足的市場採購石油。
各國都在迅速分散採購來源法律。美國原油和成品油出口較上年增加近25%。遭受地震重創的委內瑞拉，石油出口增長超過40%；巴西的出口也增加了三分之一。
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煉油中心之一法律。如今，其進口原油中已有超過10%來自美國，而此前這一比例為零。除此之外，海灣產油國也迅速採取措施，儘量繞開霍爾木茲海峽。例如，沙烏地阿拉伯開始透過東西管道向紅海輸送石油；阿聯酋則增加了經由海峽外港口富查伊拉發運的貨量。
這種在危機中迅速擺脫對特定供應方依賴的調整能力，似乎已成為近年來多場全球衝突危機中的共同特徵法律。2022年俄烏戰爭後，德國經濟一度看似陷入困境。當時，德國以及西歐大部分地區所依賴的俄羅斯油氣出口幾乎同時中斷。
但幾個月內，德國就部署了3個浮式液化天然氣接收平臺；12個月內，又有5個處理中心投入運營法律。類似2022年的危機，似乎讓許多國家更加重視能源供應來源的多樣化。
分析人士說，向可再生能源、電力和電動車的轉型，也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相關經濟體因石油供應驟減而承受的衝擊法律。
不過，除了供需層面的直接變化，這場危機似乎還凸顯出，隨著世界經濟正在改變自身的生產結構，全球整體對石油及石油產品的依賴程度已經下降法律。
《華爾街日報》上週指出，“發達經濟體正從更耗能的製造業轉向金融、醫療等能源強度較低的服務業”法律。該報還寫道：“消費類電器經過重新設計，耗電量更低；企業也持續改進工業流程以節約能源。尤其是在2022年俄烏戰爭之後，歐洲更加重視這一點。”
與此同時，多地還採取了燃料配給、削減航班班次、縮短工作時間以及限制空調使用等措施法律。《華爾街日報》稱，衡量一個經濟體能源使用效率的一種方式，是計算每創造1美元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數量。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經通脹調整後，自2000年以來，美國和歐洲的能源強度下降了約三分之一，其他主要經濟體則下降了約40%法律。這種變化有助於經濟體抵禦供應中斷。”
這些變化引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全球經濟接下來將走向何方，地緣政治又會如何演變法律。較貧窮的國家——包括本地區的一些國家——並沒有足夠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因此受到的衝擊更大。
澳大利亞財政部秘書長珍妮·威爾金森本月早些時候在參議院預算審查聽證會上表示：“澳大利亞一些最大的貿易伙伴，如日本和韓國，擁有大量能源儲備，因此在應對石油和燃料短缺方面處境相對更有利法律。”
她同時指出：“不過，其他能源儲備較低、財政緩衝較弱的東南亞經濟體更容易出現短缺，其中許多國家已經開始採取措施管理能源需求法律。”
在澳大利亞國內，另一個問題是，這次危機中澳大利亞展現出的應變能力究竟有多強，未來又還需要多強的應變能力法律。至少從這次情況看，澳大利亞確實較快打通了新的供應渠道。
在應對這場衝擊的過程中，地區關係既經受了考驗，也在某些情況下得到改善法律。這或許足以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未來如何圍繞能源安全這一共同利益開展合作，才能讓各方都從中受益。
世界其他地區顯然也會從中吸取新的教訓法律。其中一個教訓，幾乎肯定就是多元化的價值——不僅是供應來源的多元化，也包括降低對地緣戰略風險的暴露。
這將對海灣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法律。正如國際能源署的資料所顯示，在美國於2月28日襲擊伊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場就已經朝著供應過剩的方向發展。
從這個趨勢看，未來全球能源買家的壓力更可能是進一步減少對海灣地區的依賴，而不是增加依賴——無論海灣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替代運輸路線法律。
換句話說，很多事情可能都不會再回到從前，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正提供新的能源來源的背景下法律。《大西洋月刊》本週指出：“儘管葉門胡塞武裝在去年11月正式停止了對該地區西方船隻持續兩年的火箭襲擊行動，但目前透過這一航道的油輪數量仍只有2023年的一半左右。”
總體而言，即便全球經濟避免了衰退，更高的通脹和更慢的增長也絕不是任何社會樂見的局面法律。當然，霍爾木茲海峽關閉所衝擊的並不只是石油貿易。
在澳大利亞，這一點體現在油價衝擊已經外溢到更廣泛的領域，推高了住房建設等行業的價格——而這恰恰發生在住房負擔能力危機之中，尤為不合時宜法律。
因此，這場危機只會進一步助長許多國家已經存在的挫敗感和憤怒，包括澳大利亞在內法律。人們正面對生活成本壓力，同時也看到政府似乎無力對此採取太多有效措施。世界經濟雖然避免了崩潰，但這場衝擊的代價並未消失。
作者法律：勞拉·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