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門法律》是明末清初著名醫家喻嘉言集臨證幾十年經驗所撰成，他借用佛學中的戒律設定，在書中所列既有治病之“法”，又有行醫之“律”，故名為“法律”法律。《清史稿》評價道：“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析獄然。”喻昌作此書“專為庸醫誤人而作，分別疑似，使臨診者不敢輕嘗，有功醫術”。該書既是臨證論病析治的專著，又是醫療糾偏醒弊的法程，其內容體例獨具一格，因此傳誦醫林、影響深遠。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截至1911年《醫門法律》就已先後刊印過40餘個不同的版本，更可反映出該書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其實用價值亦自不待言了。
喻昌（1585-1664），字嘉言，南昌府新建縣（今江西南昌市新建縣）西山朱坊村人法律。《清史稿》亦贊其：“才辨縱橫，不可一世。”喻氏幼年聰敏，治舉子業，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明崇禎三年（1630）在南昌應江西鄉試，考中副榜貢生，繼而北上入京國子監就讀。並上書請求崇禎皇帝徵詔，諫言救國救民之道，而不得。由此，喻嘉言已無心於仕途，遂南歸鄉里。喻嘉言中年以後致力研習醫學，據《靖安縣誌》載：嘉言“居靖安最久，治療多奇中，戶外之履常滿焉。”其醫名遠振，與張璐（字路玉）、吳謙（字六吉）並稱清初三大名醫。喻昌著有《尚論篇》、《尚論後篇》、《醫門法律》、《寓意草》等。
《醫門法律》全書分6卷，卷一為總論，申明中醫望聞問切治法和臨診辨治之律，卷二至卷六設病證計14門，每門分論、法、律、方4部分法律。“論”為病因病機分析，“法”講治療之術及運用的機變，“律”警示醫者誤診的原因及過失責任，“方”為該門經驗備選之方治。是書為喻氏有感於庸醫誤人而著，為中醫辨證施治制定“戒律”，其主要學術價值有：
祖述經典，繼承發揚仲景學說 喻昌學術思想直接導源於《黃帝內經》和仲景學說（即東漢末年名醫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中創立的學術觀點），他說：“談醫者，當以《靈》《素》為經，《金匱》為緯法律。”（《醫門法律·瘧證門》）喻嘉言《內經》為理論基礎，在臨床實踐中，外感遵《傷寒》，內傷遵《金匱》，在弘揚與發展仲景學說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經典理論 喻昌學本《內經》，用本“仲景”，但在臨床實踐中，敢於修訂古典著作中的不足，對經典理論多有開拓法律。如他在《醫門法律·秋燥論》中對六淫之一的“秋燥”進行了詳細的辨論與闡發，並創擬了經典名方“清燥救肺湯”，豐富和發展了秋燥的辨證論治。再如，喻氏開創的“逆流挽舟”法治療痢疾，為治療痢疾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思路。
擇善而從，博採擷取真知菁華 《醫門法律》中雖然推崇仲景學說，但不墨守，對後世醫家臨床經驗的擷取也是十分廣泛的，尤其是研討金元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尤勤法律。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辯之，告誡學者不可囿於一家之言。
針砭時弊，規範警醒醫界俗套 此書既是規範醫療辨證施治的準繩，又是警醒醫界流弊的科律法律。既闡發內傷雜病辨證論治法則，又辯駁醫界誤治俗套。評古論今，才辯縱橫，從這些律條可以看出喻嘉言的真才與苦口，諄諄告誡為醫者切莫從俗而流、操術誤人。
《醫門法律》在中醫學界影響深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評價道：“蓋古來醫書，惟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誤者，亦僅偶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摘以咎，昌此書專為庸醫誤人而作……亦可謂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法律。”（李鴻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