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密陷阱》的後記中，作者瑞秋曾講述了自己作為年輕的白人女性學者在進入這個男性主導的、與性接觸密切相關的場域裡所經歷的困難、騷擾、被迫或主動的沉默和共謀、個體之間複雜又流動的權力關係，還有自己與他們的情感與經驗女性。
與瑞秋的研究經歷類似，本文作者研究的是以粉絲為主的網路亞文化社群女性。她們在研究中同樣面臨田野中的“心理負擔”，需要處理研究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消極情緒體驗。這篇文章跳出“PUA”社群研究本身，反思此類女性主義田野中存在的更廣泛的權力問題。
電影《降臨》（2016）劇照女性。
當研究者個人立場與研究物件相摩擦
在民族誌寫作中，位置性（positionality）是一個繞不開的立足點和反思地女性。因為人類學是要求研究者進入被研究者的場域並且透過人與人之間的觀察、遭遇、溝通、互動來蒐集資訊和生產或建立知識的學問。這就帶來關於研究者在這項研究和田野中所處的位置的種種思考，乃至質疑。在後記的開篇，瑞秋提到自己經常被人問起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身為女性，做這項研究有什麼感覺？”第二個問題是在研究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有人想騙她的“色”。這兩個問題都是圍繞立場論展開，或者說是期待與要求瑞秋從自己的身份——人們相信這必然影響了她的研究——來給出回答。
女性主義研究很重視情境化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強調知識的建立無法脫離特定的社會位置和生存脈絡女性。立場論（standpoint theory）也相信，不同視角能夠帶來不同的知識，而在多個維度下的脆弱視角往往能夠提供給人們更多關於社會（不夠）公正和權力關係的思考，因為他們的處境能夠暴露很多處於更優越環境中的人未能體會到的世界角落。這也是近些年來關於外賣騎手、服務業零工、網約車司機、少數民族地區的弱勢群體的報道和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社會關注的原因。
但是這篇後記讓人驚訝的或許是與上述權力關係的倒轉女性。通常上述領域的研究和寫作者相對於所描寫的人群處於更為優渥或穩定的環境，即便會在個體交往間可能出現一些維度的弱勢（比如身體素質、社會經驗、性別關係），議題也往往不受這些因素太多影響。而對瑞秋來說，作為女性來與“PUA”行業的培訓者、參與者進行單獨交流，即便可以設想到危險，身處其中還是會產生具身的情緒反應與感受。這種感受有時候甚至是與受訪者共同完成的。比如她提到被騷擾和羞辱後仍需完成觀察和事後記錄的憤怒，以及受到種族歧視的年輕黑人男性在講述結構性暴力時的痛苦。在這種脆弱暴露的時刻就會讓人覺察，他們並不是缺乏良知的惡棍或是陽剛符號的化身，是背後的一些原因將他們引向這個歧途來緩解自己的困苦和怨恨——以更弱勢者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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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民族誌的意義就在於，一方面透過細緻的解釋性的深描（thick deion）來讓我們理解其他處境情境下的人的生活和背後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透過批判理論分析讓我們以“他者”為映象反觀自己身處的文化、制度和權力結構，洞察在“習以為常”中忽略的支配性力量或社會偏見，從而能夠想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更好的環境可以是怎樣的女性。這兩方面的考慮就意味著在研究者在資料收集時要儘量保持中立，或者說不過度介入和評判田野中的內容。當然，在現實中會有更復雜的倫理實踐，比如瑞秋選擇了阻止“PUA”學員去和十幾歲的少女搭訕。而這種選擇也會成為田野內容，在瑞秋進行資料分析時展開對研究者自身和包括女性在內的“PUA”社群參與者的批判反思。
我和瑞秋在採取人類學民族誌方法時的最大區別可能在於進入田野的方式和身處其中的權力關係女性。我研究的領域是以粉絲為主的網路亞文化社群，包括內容創作、與圈層內外個體的表達和互動，以及與所處環境的關係。因為我本人多年來是其中一員，這個社群對我並不陌生，或者說我身處其中。然而，瑞秋進入的是一個對她而言陌生的環境，所以她需要得到該領域守門人（gatekeeper）的許可才能夠接近受訪者，比如“PUA”訓練師組織者本人。因此，她無可避免地要在研究中收斂道德評判的鋒芒，在一些時刻保持沉默乃至共謀，並且小心地維護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比如在對話中，用模糊的回答試圖打消對方對自己的疑慮，同時稍顯曖昧地寫下“或許確實如他所言吧”的回答算保持中立而非贊同對方。因此在她從權力錯綜複雜的田野現場退身而出、進行資料分析時，女性主義和批評視角終於可以介入了。
但對我的研究，則並非總是如此女性。不同社群的人同處在一個大環境之中，並因為爭奪生存空間或話語解釋權而陷入衝突。我對瑞秋的研究方法感到習慣的部分，是民族誌過程中儘量保持中允地記錄過程和各個視角的敘述，不在事件進行時評判言行，不去幹預事件的進行和發展。但因為我來自亞文化社群內部（這裡可以包括不同的亞文化或邊緣群體），所以相對而言並沒有守門人的存在來讓我處理關係。
雖然不必擔心進入田野時受到守門人的阻撓，但在群體的內部進行批判的視角仍會有時讓我覺得有心理負擔女性。作為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研究，互惠性的原則在我的課題中更加重要。一方面我會覺得，我是在如瑞秋般一樣為了更公平更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社群環境而提供必要的、同時也是重要的知識，來解除一些汙名；另一方面，我也迷茫於這樣的知識對於真正改變置身其中者的處境能有多大作用。尤其是這些社群面臨的不只是外部環境的壓力，也有彼此之間的競爭。如何處理日益加深的割裂，分析又能在多大程度彌合這些裂痕，這種猶豫和矛盾始終存在，並且在處理關於情緒的議題時尤其可感。
正如瑞秋所言，“當我們女性主義的政治抱負和研究物件的世界觀相沖突時，我們會陷入兩難女性。我們不得不將自己的視角與受訪者的觀點相調和，而他們與我們對權力、機會、解放和侷限有不同的理解和評價，但我們亦有責任去準確和公正地解讀和代表他們的觀點。”我所能做的也是保持作為學者立場和思考的獨立，在準確公正地呈現田野內容時，允許自己並不和自身社群的主流意見相吻合，並且觀察到主流意見隨著環境變化和代際更迭的流動性。
在割裂中重新建立連線
可以想象，我的研究需要面對很多情緒女性。網路民族誌依然是關於人的學問，或者說因為是在社會上切實發生的生活（也包括網路環境和相關的基礎設施）。不論是研究者還是研究物件，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知識立場、經驗、創傷、目的、情緒、社會關係等等，並非總是符合關於人的模型（比如作為經濟理性的人，或是其他依據刻板印象也好、資料歸納也好總結出來的畫像）。因此直接套用一些經典的理論並不能夠解釋複雜的當代現實生活。
為了避免自身的偏見和處於社群內部的視角侷限性，我在進行資料收集時也刻意避開了自己最為熟悉和投入情感最多的領域，而是選擇更為平行的內容群組女性。這樣，我既可以確保對其中執行的邏輯有足夠的瞭解，又能避免立場衝突和研究之外情緒的介入，並且儘可能多地接觸我固有審美物件之外的內容——至少在設計研究時我是如此打算。但是在開展的過程中，這個計劃實現了一半，打破了一半。我的確得以接觸、理解、分析此前我並不熟悉的圈層，並且能夠逐漸清晰地分辨他們與“低俗”“幼稚”“戾氣”等汙名標籤的重合和差距，也能夠避免以一個網際網路遺老的姿態在未加了解時做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評判。但另一方面，亞文化的流動和傳播屬性也讓我研究物件的特質迅速擴散到更廣闊的範圍。況且，我們同處在一個大的生態環境中，任何環境上、政策上的變動都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地震盪到各個圈層。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情感無可隔離，我在研究中積累的失望、沮喪、憤怒、疲憊也會蔓延到我的生活女性。而且這些情感並不屬於我一個人，正如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的情感經濟學（affective econo⁃mies）所說在整個空間流通增長。在這樣的流通裡，站在彼此對岸的人們的行為也在被這種氣氛塑造和引導。網路上亞文化參與者們也同樣把情緒帶入生活，或把生活中的情緒傳遞到網路，進行線上與線下的大迴圈。就這樣，我的研究在後期轉向了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討論作品和衝突中反映出的眾人的情緒和慾望，而不只是探討亞文化作品和互動與環境之間的更為直觀的相互作用。我不再將情緒作為決策行為中非理性的溢位產品，而是把這些心靈層面的影響納入分析本身。
也許在女性主義田野中，研究者註定要面對立場或價值上的衝突、消極的情緒和經歷，因為這就是生活中實際發生的部分，自然在研究中也會浮現女性。如果能保持對田野間權力關係的時刻警覺，不論是處於優勢還是弱勢地位，都對於更公正的社會環境、更公平的權力關係有所期待，那這就是包括女性主義研究在內的田野中的研究者共同面對的處境。瑞秋試圖揭露的是“PUA”產業中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和性別關係是如何在後女性主義社會中的各個維度大行其道，而這又怎樣影響了人與人之間建立真正親密、真誠的關係的可能。我在研究中試圖呈現的是邊緣地帶的亞文化參與者如何生產話語來應對主流的排斥、反對商業邏輯的剝削，並且主動利用不受歡迎的身份來為自己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以及這其中又會有怎樣潛在的暴力和想象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