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影視是我們用自己的編碼，傳輸人類的主觀精神體驗的方式影視。所以，它們都是人類的剛需。
作者 | 洞照
編輯 | L
題圖 | 《改編劇本》
在影視界，當代文學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時代影視。
從全民追更的《人世間》《繁花》，到褒貶不一的《生萬物》《北上》，已經遠離大眾娛樂有段時間的嚴肅文學，再次成為關注和議論的焦點影視。觀眾一度淺顯化、碎片化的觀劇習慣，從“淺度閱讀”的水面上，不由自主地向“深度閱讀”沉澱下去。
這當然是一個令人喜聞樂見的現象影視，但是，對深陷“寒冬論”多年的影視界來說，對一直把“內容為王”掛在嘴邊的影視創作者而言，嚴肅文學真能包治百病，且毫無副作用嗎？
與身為編劇、導演、學者的北京大學教授陳宇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定義影視。
文學改編的千年傳統
陳宇認為，“文學”以自然語言為媒介，“一部分人是作者，用這種語言把自己的主觀經驗進行編碼；然後另一部分人是讀者，對其進行解碼，進而獲得相應的主觀經驗和情感”影視。既然影視同樣是作者主觀經驗的傳輸，那麼它也可以被納入古典意義上的文學範疇。
從這個定義看，我們所熟悉的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只是廣義的文學的一部分影視。在人類書寫之前，祖先們留在巖壁上的圖畫，口頭傳頌的歌謠、神話等，也是文學。因此，對文學進行改編的歷史，遠早於電器的出現和攝影機的發明，“從幾千年前的古希臘戲劇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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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劇院影視。（圖/pexels）
至於“嚴肅文學”，陳宇覺得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影視。
相較於流行文學和流行文化，嚴肅文學包含的主觀經驗更復雜、更深刻、更系統、更古典，往往在文學雜誌等出版系統的特定空間首發，比如《收穫》《當代》影視。不過，“現在的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流行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
由於觀眾觀看影視作品的習慣和閱讀文學作品的有所不同，兩個產業的規則也不一樣，所以在陳宇看來，小說的強度可以更高，“就是一個人的行動可以更極致”影視。這一客觀差異使影視改編百分之百忠於原著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困擾著每一代影視人。
“對於古典意義上的改編，忠於原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正確’，甚至成為改編成功與失敗的一個衡量標準影視。”但這裡存在一個悖論：“忠於原著當然正確，但如果這一版和上一版是一樣的，那你有什麼必要和理由再改一版呢？”
所以，影視創作者改編文學作品時基本都會加入一些新鮮事物，可能是新的認知，也可能是新的形式，微妙之處在於比例影視。“在古典改編中，新的東西比例很小，有一點點變化就行了。到了當代，這個比例被提高了，我們越來越強調改編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變的是什麼，往什麼方向變，變得好不好，能不能讓觀眾獲得新的滿足，這些成為當代改編語境下衡量成敗的標準影視。當可變空間進一步延展，顛覆性的或只取用原著概念、要素的改編應運而生，比如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的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郭帆執導的《流浪地球》。
（圖/《流浪地球》）
然而，嚴肅文學的某些內容，始終難以被影視轉譯，比如《百年孤獨》的開頭，以及意識流、獨白等影視。能否駕馭以及如何駕馭原著中的這些內容，令影視創作者高下立判。
陳宇舉例道：“像馬丁·斯科塞斯，他有兩部片子獨白用得非常優秀，一部是《純真年代》，一部是《好傢伙》影視。後者的原著是一部紀實文學，但是他用特別好的視聽語言的編碼方式把它轉譯過來，讓我們獲得了跟主人公相同的主觀經驗。”
先吃透它影視，再忘掉它
有人覺得，只要尊重原著、選角貼臉，在製作不拉垮的基礎上就能誕生好作品，而陳宇認為：“不能說嚴肅文學影視化一定包治百病，百分之百成功，中間還有一些決定它成功與否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影視。”依照他的經驗，嚴肅文學影視化更有可能成功的秘訣，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你必須吃透原著傳達的主觀經驗，對其形成深刻的理解和認知；第二，你要忘掉當時的文學表達，要重新在影視中建構一套編碼，把原著中的人生經驗重新轉譯和傳達出來，而不能再被原始的文學形式影響影視。”
換句話說，改編《百年孤獨》時，要先吃透原著裡的經驗核心，然後忘掉馬爾克斯的語言、修辭、隱喻、結構，重新建立屬於影視的編碼系統影視。
在當今觀眾中，看書的人不多，看嚴肅文學的人就更少了影視。大眾文化娛樂生活的主體，正從電影、長劇轉向短影片、微短劇。不過陳宇堅信，嚴肅文學始終存在於大眾文化的一角，“它是一個很硬核的、非常重要的領域，可以源源不斷地給大眾文化提供養分”。
對於嚴肅文學影視化，許多著作等身的作家都持相當開放的態度，譬如莫言，在《紅高粱》改編為電影和舞臺劇時，他提供幫助，不干涉劇組創作影視。站在編劇角度，陳宇對這樣的態度頗為讚賞，但他也認同，在這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作形式中，存在一些隱患。
（圖/電影《紅高粱》）
“對於低端系統來講，它會產生一種慣性、一種惰性，好比做菜，低端系統的廚師把原著當成預製菜，加熱一下就賣給你了影視。但是對於高階系統的廚師來講，原著就像經過一定程度的精加工的食材，他能在這個基礎上做出更高階的菜，而不是簡單地、偷懶式地處理一下。”所以說，“這對於懶人來講是一回事，對於高手來講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注意到，一些嚴肅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口碑不俗，在電視播出時收視率也很高，但在年輕觀眾聚集的一些社交平臺上，討論度卻不高影視。在陳宇眼中，這本質上不是所謂的“臺網溫差”，甚至不是代際差異問題，而是深度閱讀和碎片化閱讀的差異。
幾十年前，看電影和電視被視為“淺度閱讀”，看大部頭的古典文學作品才叫“深度閱讀”；現在，看電影和長影片也屬於“深度閱讀”，因為看短影片是淺度閱讀、碎片化閱讀影視。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我們精神世界的深度、廣度和維度被壓縮，陳宇說不清這是進步還是退步，但這一定會造成人類某種本質上的區別。他對此頗為憂心。
“人類精神世界的深度、廣度和維度逐漸扁平和缺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影視。為什麼要把一些人的深度經驗傳達給其他人？實際上就是讓我們相互拓展精神世界的深度、廣度和維度，讓我們對某種情感認知更加深刻。廣義的文學，包括影視，真正的價值就在這兒。”
陳宇推測，今後深度閱讀和淺度閱讀“能夠共存於人類的文化領域之中”，只是兩者的比例將和過去、和當下不再相同影視。當下，淺度閱讀整體比例過高，呈現出對深度閱讀佔絕對主流的舊時代的“矯枉過正”，“經過這個時期，才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和平衡的狀態”。
為了讓更多以淺度閱讀為日常的人注意到深度閱讀，並對其產生興趣，影視創作者改編嚴肅文學時，應當多多創新影視。
（圖/電視劇《人之初》）
《人之初》是陳宇擔任編劇的劇集，也改編自他的原創小說，運用了“文學核心+型別外衣”的創作思路，是讓深度閱讀抵達淺度閱讀受眾的有效途徑影視。這是因為，型別化的編碼方式的可行性被驗證過，也為觀眾所熟悉。這有點像面對不同的菜系，食客會帶著既有認知去期待和辨別。
簡而言之，“嚴肅文學和影視型別創作相結合，能夠引發更大範圍的觀眾共鳴，也更容易成為主流影視作品，而不是某種小眾影視作品”影視。
文學和影視的共同責任
據陳宇介紹，現階段，國家有關部門在政策上鼓勵從業者多從文學中挖掘影視創作靈感，“讓蘊含厚重而複雜的生活經驗、深刻挖掘人生體驗、展現社會精神風貌的嚴肅文學作品進入大眾文化領域”影視。
他覺得，嚴肅文學大幅進入劇集和電影領域是好事，因為它能給影視帶來更有深度的人生經驗和情感體驗影視。“對於影視創作者，如果能夠把這部分內容運用到作品中，相當於為影視增加了新的礦脈。”
作為一名身兼多重身份的創作者，陳宇對文學有著深厚的感情影視。從去年開始，他作為總策劃和推介人，與百花文藝出版社及其旗下《小說月報》聯合推出影視改編價值潛力榜，帶領團隊發掘具有影視改編潛力的當代小說，幫助影視界從文學作家那裡“獲得更多更有深度、更有生命體驗的內容”。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流行文學、網路文學不具備影視改編價值影視。如同深度閱讀和淺度閱讀在大眾文化領域共存一般，不同型別的文學IP也將在影視界共存，就像快餐和大餐，不是吃了這個就不能吃那個。創作者要做的是，選取其中有當代性的內容，用當代的方式進行表達，電影《哈姆奈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圖/電影《哈姆奈特》）
“它是將《哈姆雷特》的故事與莎士比亞的生活相結合的一種改編，哈姆雷特的父親成為主人公影視。”陳宇這樣闡釋本片帶給他的啟發，“我們看了那麼久《哈姆雷特》，從來沒有一個人從這個角度去觀察和思考，而且這部影片涉及很多複雜的當代議題，我認為這是具有當代意義的改編。”
或許，這樣的轉譯不僅僅是“改編”，而是影視和文學在互相汲取營養影視。“在AI時代，人的屬性已經受到質疑，人的智慧也在受到質疑，我們要重新定義‘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這時候，同屬於‘人學’的影視和文學，也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作出回答。”
陳宇說，影視和文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是最有力的，甚至超過哲學、社會學的回答影視。所以在AI時代，影視和文學非但不會消亡，反而會呈現出更為重要且稀缺的意義和價值。因為很多時候，人的缺陷、短板，或者稱之為“原始性”，恰恰需要這些不那麼正確、精準、準確的東西來療愈。
“文學和影視都是‘夕陽產業’，大家誰也別說誰了，但是我們也不要灰心影視。”採訪的最後，陳宇意味深長地說，“它們都是我們用自己的編碼，傳輸人類的主觀精神體驗的方式。所以，它們都是人類的剛需。”
本文原載於《新週刊》總第7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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